日本單方面的核污染水排放決定有違國際法，國際社會有權作出法律應對，包括向國際法院或國際海洋法法庭提起訴訟或提請采取臨時措施。同時，要證明日本核污染水對海洋環(huán)境所造成的影響和對全人類利益的威脅，從而真正滿足“國際不法行為”的法律要件，需要來自海洋科學、生物學、生態(tài)學、水產學、食品科學、環(huán)境科學等多學科的科學證據。我國科學家應積極參與事件的后續(xù)處理。

　　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受地震影響自動關閉反應堆，冷卻劑供給中斷導致產生了核泄漏。用于反應堆降熱的冷卻水和涌入反應堆的地下水在事件發(fā)生后均已被污染。福島核電站采取的是將廢水收集封存并凈化的處理手段，但十年后，清理工作遠未完成。日本有關方面聲稱廢水的蓄積速度已超過了事故現(xiàn)場儲存水箱的容納量，于2021年4月13日正式決定，東京電力公司可將超過123萬噸的放射性廢水經過稀釋后排放至太平洋。

　　雖然據消息報道，由于需要放電，核污染水將在大約2年后正式開始排放；但根據近年來科學家在太平洋中所觀測到的有關核物質的科學證據，和韓國方面持續(xù)不斷對日本偷排的指證，也讓人不得不擔心日本計劃中的排污行為極有可能在2年內發(fā)生或已經正在發(fā)生。日本在宣布這一決定之后，引發(fā)了不少國家的極大憤慨和來自于環(huán)保組織和民眾的強烈反對。日本福島核事故作為迄今為止全球最為嚴重的核事故之一，已經造成了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對海洋環(huán)境、食品安全和人類健康造成了難以逆轉的影響。

　　日本計劃排放核污染水的決定有違國際法

　　由于目前日本只是做出了排放核污染水的決定，或許并沒有真正開始大規(guī)模排放，在分析日本這一行為在國際法上的合法性時，目前只能針對其決定本身，而不是假設它已經排放了核污染水并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但即便如此，日本單方面的決定依然有違國際法，具體違反包括三個方面的國際法律制度：核安全領域的相關國際公約、《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國際環(huán)境法的一系列原則和內容。

　　1、在核安全方面，日本涉嫌違反了《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核事故或輻射緊急情況援助公約》等諸多條約義務。具體包括通知、通報、交換情報、開展磋商、建立合作安排以減少損失等法律義務。

　　根據《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第2條，發(fā)生核事故的締約國應通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將核事故的相關情況通知實際或可能受影響的國家和機構，并向其提供有關盡量減少核輻射后果的情報。其第6條規(guī)定，根據第2條提供情報的締約國，應盡其實際可能迅速地響應受影響的締約國關于謀求提供進一步情報和進行協(xié)商的請求，以盡量減少對該國的輻射后果。排放核污染水的決定仍屬于日本福島核事故所導致的后續(xù)行為，因此符合上述兩條中關于“核事故”的定義。日本作為締約國，應履行上述關于通報、提供情報和其他締約國要求協(xié)商的要求。韓國、中國、俄羅斯均為《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的締約國，均在第一時間官方譴責了日本的單邊行徑，并要求暫?；驈U除排污決定，并發(fā)起磋商。需要注意的是“以盡量減少對該國的輻射后果”這一關鍵要求，這意味著這種磋商不僅僅是對日本要求的程序性義務，也應滿足“減少輻射”的結果；而這種結果必須通過磋商過程和交換信息情報來滿足。

　　根據《核事故或輻射緊急情況援助公約》，締約方應達成雙邊或多邊或相結合的安排，以防止或盡量減少在發(fā)生核事故或輻射緊急情況時可能造成的傷害和損失。締約國在發(fā)生核事故或輻射緊急情況時可通過原子能機構向其他締約國或機構或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請求援助。日本單方面的排污決定在第一時間排斥掉了與中韓俄等周邊直接利益攸關方達成雙邊或多邊安排的可能，也沒有請求周圍國家和原子能機構的援助。雖然此處的援助并不是強制性義務，但考慮到公約的宗旨是“采取全面措施確保核活動的高度安全，旨在防止發(fā)生核事故和如果發(fā)生任何這類事故，則盡量減少其后果，建立一個將有利于在發(fā)生核事故或輻射緊急情況時迅速提供援助以盡量減少其后果的國際體制”；可以認為，日本在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情況下沒有窮盡一切尋求幫助的手段就不負責任地決定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至少是違反了國際法基本原則中的善意（good faith）原則，也不符合《核事故或輻射緊急情況援助公約》的宗旨和目的。

　　2、日本也嚴重違反了《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二部分“海洋環(huán)境的保護和保全”中的若干義務。

　　根據《公約》，日本作為締約國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huán)境，防止、減少和控制任何來源的海洋環(huán)境污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按照其能力使用其所掌握的最切實可行的方法，確保在其管轄或控制下的活動的進行不致使其他國家及其環(huán)境遭受污染的損害，并確保在其管轄或控制范圍內的事件或活動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擴大到其按照本公約行使主權權利的區(qū)域之外。這些措施，應包括旨在最大可能范圍內盡量減少污染的措施。措施除包括保護海洋環(huán)境的措施之外，也應包括為保護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以及海洋物種和海洋生物的生存環(huán)境而有必要的措施。日本也應在一旦獲知海洋環(huán)境有遭受污染的迫切風險時，立即通知相關其他國家和主管國際組織，并與國際組織盡可能合作，以消除污染影響并防止或盡量減少損害。為此目的，還應制定應急計劃，促進關于海洋環(huán)境污染的情報和資料交換。日本還應就污染風險或影響進行監(jiān)測、發(fā)表報告，并就可能對海洋環(huán)境造成重大污染或重大和有害變化的行為，做出環(huán)境影響評價。

　　然而日本在五種可能的處理核污染水的方法中卻選擇了成本最低、對本國影響最小但卻傷害毗鄰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利益的方案。日本對其管轄范圍內的福島核事故處理消極怠工，采取“鴕鳥”態(tài)度，無充分證據表明它已經盡可能地全力阻止核泄漏事件所造成的污染擴大到日本所管轄海域之外，而是對污染水蔓延到其他國家管轄海域和公海的結果置之不理。日本也沒有在“最大可能范圍內”采取任何對防止海洋環(huán)境污染和海洋生態(tài)系統(tǒng)破壞的“一切必要措施”。日本也未就核污染水處理辦法和排污決定與任何全球性及區(qū)域性的相關海洋主管國際組織合作、通知、通報或尋求援助。

　　3、日本此舉還違反了國際環(huán)境法的一系列原則和內容。

　　在特雷爾冶煉廠案、烏拉圭河紙漿廠案、多瑙河水壩案等一系列國際司法判例中，確認了“不損害他國環(huán)境原則”、“風險預防原則”、“國際合作原則”等。根據聯(lián)合國國際法委員會2001年通過的《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二讀中的相關內容，日本還涉嫌構成國際不法行為。

　　國際社會有權就日本排污決定做出法律應對

　　日本單方面的核污染水排放決定有違國際法，但是，即使是在持“日本有違國際法”這種立場的前提下，通過國際法手段追究其責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綜合法律、外交、科學、政治等各領域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和資源的協(xié)調。

　　通過考察國際法律依據和國際司法裁決機構的相關案例，并考慮到當前形勢的嚴峻和緊迫性，國際社會有權就日本排污決定作出法律應對，包括向國際法院或國際海洋法法庭提起訴訟或提請采取臨時措施。

　　作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聯(lián)合國海洋、人權和原子能事務及相關條約機構的主要參與方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倡導者，中國有權在聯(lián)合國框架下提請并聯(lián)合相關機構發(fā)起磋商，敦促日本停止違背國際法的若干行為并履行其應承擔的國際法律義務，尋求維護人類整體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解決方案。

　　應重視科學家和科學成果對國際法的影響

　　需要強調和補充的是，我們應高度重視科學家和科學成果對國際法和法律實施的影響。

　　在事件發(fā)生后，國際法學界已經組織了多次高質量的學術研討會，在違法性等問題上取得了一定共識。在中國海洋法學會于4月17日主辦的討論會中，國際海洋法法庭前大法官高之國先生指出，在福島核事故發(fā)生十年后的今天，我國目前更多引用的是來自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專家組，德國、美國等科研機構和科學家的報告和學術文章，以及NGO組織例如綠色和平的報告。

　　遺憾的是，至少在目前階段，在科學證據方面來源于中國的聲音則相對匱乏。目前來看，要證明日本核污染水對海洋環(huán)境所造成的影響和對全人類利益的威脅，從而真正滿足“國際不法行為”的法律要件，需要來自海洋科學、生物學、生態(tài)學、水產學、食品科學、環(huán)境科學等多學科的科學證據?；诤Ｑ笪镔|輸送的全球性和不確定性，以及核污染水影響在時間上的大尺度性，這不是簡單基于核能科學單一學科就能判斷和應對的問題。日本聲稱所獲得的國際原子能機構標準的“背書”，并不意味著其安全性判斷徹底考慮了對海洋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食物鏈的潛在影響。

　　國際法上講根據審慎原則（duediligence）的要求應獲得最佳可得的科學證據（best available scientific evidence）來最大限度地避免損害。日本的稀釋標準目前看只考慮到了單位值標準，并沒有考慮幾十年內污染水的體量。這種大體量、長時間尺度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所產生的影響僅從核能科學單一角度出發(fā)，是難以滿足法律上最佳可得科學證據的要求的。對于海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食物鏈的影響和人類生命健康的影響而言，核污染水排放是具有科學不確定性、不可逆轉影響、需要長期觀測和準確模擬預報并需提出足夠充分證據的重大事件，其潛在的危害涉及多學科交叉研究，需要獲得國際社會共識性的科學證據。

　　科學是制定法律與政策的重要基礎與前提。在政治學語境下，科學家群體是典型的認知共同體，通過建立以知識為基礎的跨國網絡，能夠成功改變人類對環(huán)境問題的理解，從而說服決策者采取行動?？茖W中的共識性知識在國際法律與政治的議程設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常常會促進某種政策回應。例如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科學家及其科學成果在普及“全球氣候變化的真實性”和促使其納入政治議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當科學本身存在不確定性和爭議性，尚未達到共識標準時，政策制定者往往會退而求其次選擇更為穩(wěn)妥、但可能缺乏科學創(chuàng)新的基本科學共識。但問題是，當前在日本排污決定是否會影響到海洋環(huán)境和人類生命健康這一問題上，并沒有提出足夠可信、公開、透明的科學證據和決策過程，其決定連立足于基本共識性科學的要求都沒有達到。

　　我國科學家應積極參與事件的后續(xù)處理

　　目前來自于外國科研機構的聲音更多是針對十年前福島核事故發(fā)生后所做的分析與模擬。隨著日本核污水排放的時間、體量、方式等相較于十年前均有了最新信息和方案，海洋觀測、機理研究和模擬預測等需要與之結合，并提出更具針對性和準確性的應對方案。以西太平洋為例，這很有可能是日本核污水影響的最主要海域，但該海域也是長期連續(xù)觀測數(shù)據最為匱乏的區(qū)域之一。令人欣慰的是，我國的中國海洋大學的深海圈層與地球系統(tǒng)前沿科學中心和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試點國家實驗室在最近五年時間內已建設了我國在西北太平洋黑潮延伸體實時定點觀測系統(tǒng)，實現(xiàn)了“兩洋一?！标P鍵海區(qū)深海實時觀測能力全面跨越，該系統(tǒng)也代表了全球中緯度大洋西邊界流實時觀測系統(tǒng)的國際前沿水平，將為“透明海洋”計劃提供持續(xù)的觀測數(shù)據支撐。據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我國相關海洋機構和科研院所已經在日本排污決定公布之后開始了新一輪的觀測、模擬和機理研究，相信會持續(xù)提供具有科學證據的公共產品，助力于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解決和全球海洋治理中國方案的提出。

　　（作者為中國海洋大學極地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