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日簽訂了《美日紡織品貿易協(xié)定》，而此時的安倍晉三還在繼續(xù)著他的高中學業(yè)。課余時熱衷地理研究的安倍永遠不會想到，自己早早患上的腸炎會讓他在日后不得不放棄首相職位，而且是兩次。他當時更不會想到的是，1972年的貿易協(xié)定僅僅是他日后需要面對如死水般日本經濟的一個誘因……

　　當?shù)貢r間28日(周五)17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召開新聞發(fā)布會表示，為了避免因舊疾惡化影響國政決定辭職，并向全體日本國民表達歉意。此前日本公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經濟數(shù)據(jù)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二季度日本的GDP環(huán)比下降7.8%，按年率計算下降27.8%，刷新了降幅紀錄。

　　安倍曾稱，他在初中時就已患上腸炎。28日的卸任聲明與致歉，似乎是安倍對這次病情的最終回應。安倍背影后依然留下的是低迷的經濟，這遠不只是新冠疫情所致，更是源于日本二戰(zhàn)后喪失經濟主動權的頑疾。

　　“順差怪物”： 美國親自喂養(yǎng)而生

　　1945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本戰(zhàn)敗，美國作為戰(zhàn)勝國發(fā)表《美國戰(zhàn)后初期對日政策》，單獨占領日本，自此，開始了針對日本全社會的所謂“去軍事化與民主化”改造。而日本也因此變?yōu)榱恕安糠种鳈唷眹摇５绹疄榕c蘇聯(lián)抗衡，原本應當對二戰(zhàn)戰(zhàn)犯進行的審判與追責清算就此停滯，反而通過拉攏、培植曾經發(fā)動了侵略戰(zhàn)爭的日本舊財閥和戰(zhàn)犯家族從而控制日本，以期使日本成為對抗蘇聯(lián)的橋頭堡。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于侵華戰(zhàn)爭期間在關東地區(qū)、領導日軍侵華行動，與時任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和其余三名侵華戰(zhàn)犯并稱為“滿洲五人幫”。然而二戰(zhàn)結束后，他卻便被美方認為是日本親美派的最佳人選，免于起訴，并于1954年組建日本民主黨，任干事長。同年，其外孫安倍晉三出生。而在1957年，岸信介成為日本首相，自此開啟了岸信與安倍家族作為二戰(zhàn)后日本官僚世家的歷史。

　　1949年，時任占領軍財政顧問、美國底特律銀行總裁約瑟夫·道奇在駐日期間提出了針對戰(zhàn)后改造日本的經濟路線，史稱“道奇計劃”。計劃主要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控制日本國內需求，降低過剩購買力，擴大出口；二是美國對日本投資，擴大生產；三，也是最為重要的，即采取單一匯率制將日元與美元匯率固定在360:1，取消補貼，恢復市場機制。“道奇計劃”本是美國占領時期出于美方政治、經濟利益的考量制定的，但客觀上奠定了日后日本擁有強大的工業(yè)生產能力和成為出口導向型國家的基礎。但單一匯率的制定，以及實質上喪失的經濟主權為日本自1990年后長達30年的經濟疲軟埋下隱患。

　　二戰(zhàn)后不久，美國悍然發(fā)動朝鮮戰(zhàn)爭，部分日本軍工企業(yè)的產能為美國訂單服務。據(jù)統(tǒng)計，朝鮮戰(zhàn)爭為日本帶來了24億美元的“特需”收入。在日美相互防衛(wèi)援助協(xié)定(MSA)生效之后，1954至1967年間，日本總共得到5760億日元的軍事援助，該數(shù)字相當于同一期間日本軍事用品采購總額的27%。軍事援助除了直接帶來經濟收益，也間接地為日本帶來了先進的工業(yè)技術與生產能力。以光學產業(yè)為例，日本光學與東京光學公司在獲得大量來自美國的望遠鏡訂單后，還獲得了獨立生產、研制軍用光學瞄準鏡、航拍照相機等技術，這也為后來的日本軍用技術轉向民用打下了技術基礎。單一匯率更是讓日本得以通過單純提高生產效率，憑借更低的成本生產商品，進而推動出口。

　　上述原因使日本戰(zhàn)后初期的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2%。此外，在二十世紀50至70年代，為了讓企業(yè)勞動力更加穩(wěn)定并培養(yǎng)熟練工提高生產效率，日本企業(yè)普遍采取終身雇傭制和年工序列工資制，即資歷越老的員工薪水越高。這些制度客觀上也加速了日本經濟的發(fā)展。

　　也是在這個時期，年幼的安倍晉三聽從家里長輩的安排，來到了日本官僚與財閥子女們的貴族學校，成蹊學院(當時為一所包括小學、初中高中與大學的一貫制學院，現(xiàn)為成蹊大學)，在這里度過了16年的時間。由于是出身政治世家，加之是貴族學校，安倍小時候的教育質量比大多數(shù)日本同齡人要高，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和大學，安倍學習過籃球、劍道還有射箭。也是在這一時期，年輕的安倍目睹了日本經濟的騰飛。由于出身政治世家，安倍小學畢業(yè)時在未來的夢想清單上寫下了成為政治家的理想。

　　在當時的日本，安倍享有的教育資源并不能普惠日本全國，但日本政府對教育與文化經費的投入逐步加碼。1956年日本教育文化經費占財政支出比重達到12.4%，并且相當一段時間維持著超過10%的比例。

　　日本高中與大學、短期大學入學率從1954年的50.9%和10.1%，在1974年升至90.8%與34.7%。而這進一步為之后日本的全方面的工業(yè)化與產業(yè)升級提供了人才保障。

　　“道奇計劃”對擴大日本出口方面的影響更為突出，令日本發(fā)展出了一套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常年處于貿易順差中。

　　1971—1985期間，除了1973—1975年和1979—1980年日本對外貿易出現(xiàn)逆差，其他大多數(shù)時間日本對外貿易均處于順差。尤其是1981—1985年期間，日本對外貿易順差急劇擴大，從1981年的20048億日元擴大至1985年的108707億日元，達到5倍以上。

　　日本強大的制造業(yè)也開始蠶食美國市場，這也引發(fā)了美國對日本持續(xù)進行跨度長達40年的貿易打壓。也是在這段時間，安倍或直接或間接地開始聽到來自太平洋對岸的聲音。當安倍1977年從成蹊大學政治學專業(yè)獲得本科文憑時，正趕上美對日限制彩電出口。同年，安倍赴美，就讀于南加大公共政策學院，但僅三個學期，安倍便肄業(yè)回到了日本，來到神戶的一家鋼鐵公司工作，而此時的日本鋼鐵工業(yè)已經被美日簽訂的兩份貿易保護協(xié)議束縛了手腳。

　　眼中釘：15次“301調查”背后

　　美國的打壓范圍很廣，憑借政治干預的手段從1957年開始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先后在六個不同的行業(yè)對日本實施了出口限制，包括紡織、鋼鐵、家用電器、汽車制造、半導體、電信，這背后是全球化帶來的美國制造業(yè)比較優(yōu)勢的降低。

　　20世紀70年代，戰(zhàn)爭對美國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刺激徹底消失，原子能、電子信息技術引發(fā)的第一輪科技革命紅利消失以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讓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減小。再加上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fā)，美國社會開始經歷長達13年的經濟滯脹。

　　1970年美國GDP的增長率為0.2%，1974年和1975年美國GDP增長率已下降到了-0.5%和-0.2%，較20世紀60年代大幅降低。與此同時，美國通貨膨脹日趨嚴重，1961年美國CPI的增長率僅為1%，而到1974年美國CPI增長率已達到11%，到1980年美國CPI的增長率已高達13.5%。1971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開始出現(xiàn)逆差，1978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擴大到297.63億美元。

　　也是在此期間，美元爆發(fā)了多次危機。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停止外國政府與央行使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引發(fā)了自1944年建立的“美元掛鉤黃金，各國貨幣掛鉤美元”的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西歐諸國開始瘋狂拋售美元。至此，各國開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作為享受了固定匯率制極大便利的日本也在1973年2月采取了浮動匯率制。然而，截至1978年，日元兌美元卻升至194.3:1，相較于1973年時7年累計升值高達85.28%。

　　不過，單純的匯率變化仍然沒有阻擋日本貿易順差繼續(xù)擴大。憑借著制造業(yè)優(yōu)勢與升級的產業(yè)結構，1983年以后，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仍然維持高速增長。1979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13158億日元，1983年擴大為43232億日元，1985年已擴大到了93693億日元。但另一方面，在持續(xù)維持貿易順差的同時，日本貿易出口也嚴重依賴于美國。1979年，日本對美國出口額占了日本總體出口額26%。到1985年，該比例已提升到37%，日本出口對美國市場依賴程度不斷加深。

　　此時，日本自然成為了美國的眼中釘。從1976年開始的十余年間，美國根據(jù)1974年出臺的《美國貿易法》第301條款對日本發(fā)起15次“301調查”，范圍包括汽車、鋼鐵、半導體、制藥等。安倍晉三真正進入日本政壇是在1982年，而在1982年至1986年期間主導日本外交與貿易的是安倍的父親安倍晉太郎與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面對當時美國咄咄逼人的貿易限制，安倍晉太郎的妥協(xié)似乎也預示著安倍晉三的未來。

　　直至1985年，美國最終推出了廣場協(xié)定，但最終讓日本長期維持的對美高額貿易順差走向終點的，卻是日本決策者的失誤。

　　廣場協(xié)定：狂歡的終點與落寞的序幕

　　1985年7月，美國、日本、前聯(lián)邦德國、法國、英國五個發(fā)達工業(yè)國家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lián)合干預外匯市場，實現(xiàn)美元貶值，進而解決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

　　日本之所以參加廣場協(xié)定，是因為希望借此擺脫美國對日本進一步的貿易限制。但日本方面顯然低估了這一協(xié)定帶來的影響，時任日本財政大臣竹下登曾“豪邁”放話稱：“日元即使是升到190兌1也無所謂??！”而當時的日元兌美元匯率還維持在240:1，即日本政府對未來日元升值的空間仍持極其的樂觀態(tài)度。在廣場協(xié)定生效的三個月內，美元迅速貶值，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985年的250:1迅速攀升至200:1。1987年，在廣場協(xié)定生效不到三年的時間里，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達到120:1。

　　由于擔心日元升值導致通貨緊縮，日本央行犯下了一個更為致命的錯誤——貨幣政策過度寬松，這引發(fā)了后續(xù)在全日本瘋狂的投資與消費熱潮，同時也拉開了日本走向“泡沫時代”序幕。自1986至1987年僅僅一年間，日本政府連續(xù)5次降息后，央行再貼現(xiàn)利率降至2.5%，這直接導致企業(yè)融資額大漲。據(jù)統(tǒng)計，1985年—1989年間，日本企業(yè)融資金額上升了5.5倍。

　　此外，日本大量出口企業(yè)為彌補日元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虧空，從銀行借取低息貸款，在吹大泡沫的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杠桿率，這也造就了80年代末盛極一時的采購熱潮：三菱公司出資8.5億美元買下了被美國人視為“美利堅標志”和“繁榮象征”的紐約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動用34億美元收購了好萊塢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三星電影公司和漢堡四季酒店；松下集團砸下61億美元買斷美國環(huán)球影業(yè)公司的所有股權；Shuwa株式會社巨資拿下了洛杉磯花旗廣場和梵高的名畫《向日葵》。之后，美國廣播公司大廈、莫比爾石油公司總部和花旗銀行總部都紛紛易主，成為了日本人名下的財產。

　　美國聯(lián)邦統(tǒng)計局的歷史資料顯示，1980年至1988年期間，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0倍以上，擁有2850億美元的美國直接資產和證券資產，控制了超過3290億美元的美國銀行業(yè)資產(占當時美國銀行業(yè)總資產的14%)。這種現(xiàn)象在作為美國經濟最繁榮地區(qū)之一的加利福尼亞州尤為嚴重，該州27%的銀行業(yè)資產和30%的未償還貸款都歸日本人所有。

　　與此同時，日本股市的增長也是同樣瘋狂。1983年，日經平均指數(shù)為8800點， 1986年漲至16400點，1987年1月突破20000點，并在1989年年底到達歷史最高的38957點。1987年3月的時候，日本股票市場的總市值已經達到了26880億美元，超越美國位居全球第一。當時全球股票的總市值是74670億美元，日本占了36%。

　　大量資金在流動到房地產市場與股市后，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表面繁榮，日本人的財富也在這一時期瘋狂增值，然而高回報的股票和房產與二戰(zhàn)后日本形成的出口型經濟體系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前兩者的火熱吞噬了發(fā)展實業(yè)所需要的流動貨幣。

　　面對日本當時房地產與股票市場的巨大泡沫，所有人都意識到，泡沫的破裂只是時間和方式的問題。隨著1989年—1990年的緊縮政策實施，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開始迅速下滑。早先的負債、老齡化和少子化導致的人口紅利減少、銀行壞賬、僵尸企業(yè)也紛紛浮現(xiàn)出來。從1991年開始，日本的GDP迅速下滑，到1993年，日本GDP增長率跌至0.17%。在這期間，安倍先后經歷日本經濟滑坡、父親去世，以及憑借縣議員的身份繼承了父親、外祖父的人脈與政治資源登上日本政壇。

　　從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以來，一直到2011年，日本經濟持續(xù)低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日本GDP增速甚至降為負數(shù)。而這段時間也被后世稱為“日本失去的20年”。步入千禧年后，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好轉的跡象。安倍晉三則靠著外祖父與父親的衣缽，在2001年成為了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的內閣官房長官，從此，安倍晉三被小泉純一郎視為接班人培養(yǎng)。

　　為了應對經濟發(fā)展的停滯，日本政府持續(xù)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拉動經濟。在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出臺超過20次緊急經濟對策，累計額度超過200萬億日元的財政投資，然而其收效僅僅是拉高日本政府的債務。

　　日本民眾在經歷巨大的泡沫破裂之后，消費信心持續(xù)低迷，高儲蓄傳統(tǒng)也讓消費市場難以振興。產業(yè)方面，眾多日本企業(yè)也受制于終身聘用制和等級制，難以提升競爭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而難以負擔高昂人力成本的企業(yè)甚至采取大量聘用“臨時工”的方式，以降低支出。此外，老齡化與此前的終身聘用制令政府與企業(yè)增加了更多的保障性支出，進一步加重了日本的經濟負擔。日本經濟遲遲得不到提振，國民長期無法從90年代的泡沫破裂中走出，這也導致在1989年至2012年間日本不斷更換首相。除2001年就任的小泉純一郎憑借略有成效的經濟政策得以持續(xù)6年擔任日本首相，在1989年至2001年的13年間，日本一共更換了10名首相，平均每人在任時長不超過16個月。而在2006年小泉純一郎卸任后，緊隨而至的全球經濟危機讓日本首相職位又回到了6年7相的頻繁更替中。

　　“安倍經濟學”：一場短暫的表面繁榮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早在2006年小泉純一郎下臺后，安倍就作為繼任者接替了他的首相職務。但是由于腸炎舊疾，安倍僅當政一年便辭去了職務。而第二次上臺的安倍與第一次不同，帶來了新的經濟政策。由于安倍以首相身份親自推動，所以該政策被稱為“安倍經濟學”。

　　2012年的“安倍經濟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安倍稱其為“三支箭”，分別是大規(guī)模的量化寬松、財政刺激與促進民間投資的結構性改革，其手段是對外實現(xiàn)日元貶值促進出口，對內實現(xiàn)通脹提振消費。實質上，所謂的“安倍經濟學”的思路與傳統(tǒng)的經濟學理論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提升市場貨幣流通量進而促進投資與消費如出一轍，但安倍版本的體量卻是前所未有的。2013年帶頭執(zhí)行量化寬松計劃的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甚至給該計劃取名為“異次元量化寬松”，意指超越時空、突破歷史、史無前例的激進量化寬松政策。此前小泉政府時期，日本就曾采取過量化寬松政策，基礎貨幣量自2001年的69萬億日元升至2006年的112萬億日元，五年內增長43萬億日元。而安倍上臺后實行的量化寬松讓基礎貨幣量在兩年內增加了132萬億日元，激進之心昭彰。

　　同時，在財政政策方面，安倍實行更大規(guī)模的資產購買，僅在國債上就以每年50萬億日元的速度增長，2014年10月時更是擴大至80萬億日元，并加上了長期國債，40年期的國債也被視為購買對象。如此大規(guī)模的購買國債、發(fā)行貨幣，令日本的經濟在2012年至2014年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增長。

　　根據(jù)日本內閣府的數(shù)據(jù)，日本該輪經濟擴張從2012年12月開始一直持續(xù)到2018年10月，持續(xù)時間長達71個月。期間，失業(yè)人數(shù)明顯下降，工資增加，企業(yè)利潤率也有所提高。法國一家金融機構的數(shù)據(jù)顯示，在“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下，日元相對貶值帶動赴日游客的數(shù)量增長。數(shù)據(jù)顯示，在2011年至2014年間，赴日游客人數(shù)增長了一倍以上，同時赴日游客支出總額也增長了近150%。

　　針對日本社會的頑疾——低生育率與老齡化問題，安倍又更新了他的“安倍經濟學”的內容，推出了“新三箭”，包括免費日托、提供看護補貼等。雖然仍然難以解決日本固有的社會問題，但安倍相對靈活的手段也讓他得以在2020年8月24日成為日本有史以來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安倍的一系列政策使人對日本經濟復蘇看到了些許希望，一并帶來的股市上漲也似乎“印證”了“安倍經濟學”的有效性，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最終結果顯示，如此激進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一并提升了日本的債務負擔。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tǒng)計，截至2019年，日本債務總額占日本GDP比重為238%，其債務總額已超過經濟總量的兩倍。如此大規(guī)模的舉債和激進的貨幣政策，與其實現(xiàn)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額度幾乎是不成比例的。此外，數(shù)據(jù)顯示，自2013年3月開啟的兩輪量化寬松總計為市場注入了近300萬億日元的基礎貨幣，但截至2016年3月，日本央行經常項目差額總計高達270億元，其實際有效的貨幣額度遠遠小于增發(fā)貨幣數(shù)額。安倍為實現(xiàn)其促進經濟增長與通脹的目標，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進入到2018年后，受制于日本嚴重的老齡化與國民對未來的低預期以及勞動力活力降低等多種一時難以改變的頑疾，“安倍經濟學”呈現(xiàn)出疲軟態(tài)勢。在日本內需難以提升的前提下，嚴重依賴于外需的日本經濟很難通過財政與貨幣政策得到拉動。

　　“滑鐵盧”：安倍、特朗普與東京奧運

　　2017年上臺的特朗普讓經濟與國防嚴重依賴美國的安倍遭遇了滑鐵盧。當?shù)貢r間2017年1月23日，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宣布退出TPP，這意味著TPP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倡議國退出。迫于美國的退出，日本作為彼時TPP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開始主導起其運行，并于2017年11月11日將其更名為CPTPP。

　　同年，特朗普還就“美日自貿協(xié)定”的內容與安倍發(fā)起貿易談判，內容涉及日本放寬進口美國汽車的標準、取消美國土豆等農作物的進口限制、削減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等，所有的貿易談判內容均是要求日本向美國單方面開放市場。到了2018年3月，特朗普就進口日本鋼鋁制品增加關稅的豁免權與安倍進行談判。同年9月，特朗普就農產品與日本進行雙邊貿易談判。到了2019年10月，特朗普則直接“要求”日本購買價值70億美元的玉米。

　　除了美國在經貿方面的強勢，令安倍更想不到的是，他主力推動的2020東京奧運會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延期。自2012年上任之初，安倍便稱：“要讓奧運會成為掃除日本15年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的觸發(fā)器?！比旰螅诶锛s奧運會的閉幕式上，身為首相的安倍晉三親自登場參與“東京八分鐘”，出演日本知名虛擬角色“馬里奧”。2020年，安倍執(zhí)政進入第八年，“安倍經濟學”的受益日益降低，又逢以美國開始去全球化戰(zhàn)略，日本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經濟下行壓力愈加顯著，這更讓安倍視東京奧運會為提振經濟的救命稻草。

　　2020年赴日旅游將為日本潛在的經濟增長率貢獻0.15個百分點。此時舉辦的奧運會，被看作 “安倍經濟學”的延伸。為了辦好這屆奧運會，日本花費了7年時間專門在東京興建了各式場館與基礎設施，在原本就因為推行“安倍經濟學”擴大公共支出造成巨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繼續(xù)投資奧運。據(jù)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研究院統(tǒng)計，日本僅在建設競賽場館與增加酒店客容量上就已投入320億至410億美元。然而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讓安倍如此看重的救命稻草變?yōu)槊魅拯S花，加之疫情的日趨嚴重，日本在經濟停滯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巧合的是，就在8月17日，安倍來到應慶大學醫(yī)院接受7個小時的檢查治療后，日本內閣府發(fā)布了2020年日本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在剔除物價變動因素后，日本2020年第二季度實際GDP比第一季度進一步降低了7.8%，年率下降27.8%，創(chuàng)二戰(zhàn)后最差紀錄。此外，第二季度的數(shù)據(jù)還展現(xiàn)了日本個人消費的下降程度，個人消費環(huán)比下降了8.2%，出口下降18.5%。安倍的健康與日本經濟同病相憐，一同遭遇“滑鐵盧”。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能否追回？

　　8月28日，如果東京奧運會按原計劃如期舉辦，此時應該已經結束20天了，臨時場館的改建、拆除也應當進行得差不多了。但新冠肺炎疫情，讓安倍政府的奧運計劃全然落空。

　　以美國為首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冠疫情的影響、奧運會的推遲、居高不下的老齡化、停滯不前的內需、多年推行“安倍經濟學”高壘的債臺，都讓安倍在執(zhí)政第八年步履維艱。

　　在成為日本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四天后，安倍因為健康原因選擇了辭職。目前外界盛傳的幾位接替人選，是否還會奉行“安倍經濟學”還不得而知，但時鐘不會停止，“失去的三十年”正在走向更長的時間……

　　撰稿丨金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