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7月13日電據(jù)南美僑報網(wǎng)報道，說起同拉美文學及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略薩之緣，《科幻精神》《33場革命》《最后假期》《饑餓》等拉美文學作品的譯者、西安外國語大學歐洲學院西班牙語系副教授侯健有講不完的故事。“我本人是在大三讀過略薩的《城市與狗》后才立志繼續(xù)讀書深造、希望有機會站上講臺的，當時還不敢奢望成為文學譯者”，侯健介紹。

　　因為翻譯略薩的作品，后來，侯健得到了去馬德里家中和他再次見面的機會，那場見面和對談，令侯健印象深刻。

　　去年，侯健收到了北師大實驗中學一位高二同學的來信，說讀過他寫的、譯的一些東西，對拉美文學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還準備成立拉美文學研究社團。這種“代代相傳”，讓拉美文學在中國不再默默無聞，當然，60年前的那場“文學爆炸”功不可沒。

　　“‘文學爆炸’有望再次引發(fā)中國讀者關注”

　　侯健提到，有人把1962年定為拉美“文學爆炸”元年，因為1962年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召開了一場重要的知識分子大會，還因為略薩的《城市與狗》在這一年獲得了西班牙的簡明叢書獎，又因為像《光明世紀》《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這樣重量級的作品出版于1962年；也有人認為1963年才是“文學爆炸”的起始年份，因為《城市與狗》《跳房子》等“文學爆炸”毫無爭議的代表小說是在那一年出版的；另外有人認為略薩獲得羅慕洛·加列戈斯文學獎、馬爾克斯出版《百年孤獨》的1967年是“文學爆炸”的起始年……侯健認為，我們也許可以把1967年視作“文學爆炸”的巔峰，把它的起始年確定在1962-1963年間。

　　雖然實際上很難定義起止年份，拉美“文學爆炸”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壇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侯健看來，“文學爆炸”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時，中國文學正處在一個低谷期，作家們迫切希望借鑒國外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成功經(jīng)驗，在本國文學處于相對“真空”狀態(tài)時，外國文學有更大可能走到舞臺中央。而40年過去了，中國文學有了新的發(fā)展，與此同時拉美“文學爆炸”四大主將中只有略薩依然健在并堅持寫作，因此，“文學爆炸”盡管對包括年輕作家在內的中國作家依然有一定影響，但肯定已經(jīng)無法和80年代相比。

　　不過，侯健觀察到，2021年《“文學爆炸”親歷記》時隔多年后再版，《從馬爾克斯到略薩：回溯“文學爆炸”》被引進中國，且獲評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另一部“文學爆炸”研究重量級作品《“文學爆炸”那些年》也將在中國翻譯出版。“文學爆炸”有望再次引發(fā)中國讀者的關注，也可能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新的影響。

　　“中國文學在拉美的影響力無法與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影響力相比”

　　在將拉美文學作品引入中國，以及將中國文學作品帶到拉美的過程中，“文化差異”是無法忽視的存在。由于對拉美文化欠缺了解，中國讀者極易產(chǎn)生“費解”和“誤解”，比如一提到《百年孤獨》，大家抱怨最多的是小說里有同名同姓的人物出現(xiàn)，“記不住”“認不清”“搞混了”；而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為拉美文學全都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當讀到非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這種作品占絕對多數(shù))時，就說這本書“很不拉美”。

　　“可是拉美應該是什么樣子呢？拉美就永遠是魔幻的嗎？魔幻意味著非現(xiàn)實，這實際上也給了我們一種心理暗示，仿佛在拉美土地上出現(xiàn)的貧窮、饑餓、壓迫等問題也都是魔幻的、非現(xiàn)實的，這顯然是種錯誤的認知。馬爾克斯說過，他寫的故事全都有現(xiàn)實依據(jù)：‘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是奇妙的東西……讓拉丁美洲文學真正能夠反映拉丁美洲生活，這里每天都在發(fā)生著最奇妙的事情’?！焙罱≌f。

　　侯健提到，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中國文學在拉美的譯介事業(yè)中。“中國文學在拉美的影響力是無法與拉美文學在中國的影響力相比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優(yōu)秀譯者的缺乏，例如美法文學在拉美地區(qū)的強勢等。不過有不足也就意味著有進步的空間，隨著中拉關系全面升級，人文交流日益加強，中拉在文學方面的交流也必將向著積極的方向發(fā)展。我認為，要解決中國讀者對拉美文學的誤解，一個辦法就是多譯，讀得多了，問題就可能得到改善。而在中國文學譯入拉美方面，還要關注佳譯的問題，因為拉美讀者對中國文學缺乏了解，這個問題不僅是譯著數(shù)量能解決的，如何選擇合適的圖書進行佳譯，讓那里的讀者對中國文學首先產(chǎn)生興趣，也許是現(xiàn)階段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p>

　　“文學是拉美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侯健認為，文學交流在中拉關系中可以起到更大作用，文學是能夠成為民間溝通的有效媒介的。他回想起讀研究生時曾做過口譯，當時一家西安企業(yè)和一家古巴企業(yè)在洽談合作事宜，一開始因為細節(jié)問題達不成一致，談得并不愉快。茶歇的時候，古巴企業(yè)的代表聽說他是文學方向的研究生，二人就聊起了古巴名著《塞西莉婭·巴爾德斯》。茶歇結束后，古巴代表的情緒明顯好了很多，后面的談判進程也似乎順利了不少；還有一次是工作后，侯健去火車站接古巴領事參加活動，在車上古巴領事說他是學數(shù)學的，侯健還有些擔心，不成想后來二人竟然又暢快聊起了古巴文學。

　　“我的印象是，文學是拉美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了解文學的不見得一定是專家學者，許多人都愛讀文學作品。在這種情況下，了解拉美文學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同樣的，如果能讓拉美讀者了解、接受中國的文學作品，對于他們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的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國文學如何走入拉美？在拉美人普遍對中國文學不甚了解的情況下選擇哪些作品譯介？要避免以我為主的想當然心態(tài)，真正讓文學成為聯(lián)通中拉的文化橋梁，可以說任重而道遠。

　　“我在大三的時候參加學院組織的翻譯比賽，當時獲了一等獎，這是我到現(xiàn)在為止唯一獲得的和翻譯相關的獎項，雖然很不起眼，但對我來說卻很重要，也許就是從那時開始我心里有了一點成為文學譯者的期望和期待，當時翻譯的書是阿根廷作家埃內斯托·薩瓦托的回憶錄《終了之前》的片段。沒想到十幾年后，這本書的編輯老師真的找到了我，請我來翻譯這本書。借用薩瓦托本人在那本書里寫的一句話：‘命運的確總能讓我們成為我們應當成為的那種人’?！焙罱≌f。(王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