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家

　　司法裁判也要經(jīng)受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有違“公序良俗”的考量。

　　近日，“斗魚向多名主播索賠8000萬”一事再度引發(fā)關注。據(jù)報道，早在2020年7月，多家媒體就曾報道，斗魚以違約為由，向多名主播發(fā)起索賠。3年后，相關索賠仍在繼續(xù)，“被索賠對象多來自在校大學生”。

　　事實上，如果主播是成年人，那媒體關注的被索賠對象特定身份，在法律上并不算“特殊”，“涉世未深”也很難被當作免責依據(jù)。如果合同本身違法，不管主播是涉世未深還是業(yè)界老油條，都有權以合同違法抗辯。反之亦然。

　　一些圍觀網(wǎng)友對被訴主播抱有同情，這種情緒不難理解。但平臺對主播的系列“天價索賠案”也適應相關法律。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基于各自自主意識的協(xié)議，雙方均應慎重對待合同的簽訂。

　　近年來，頭部主播的快速致富個案屢屢出現(xiàn)在輿論場。這種輿論渲染，讓不少人為之心動，期望通過直播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

　　從媒體披露的一些已結案件來看，也確實有主播因直播而獲得了不菲的收入，如某主播及其所在公會在某平臺上獲得了超295萬的收益。因該主播未履行完合同，就轉而在其他視頻平臺開播，違反了合同的禁止性規(guī)定，后該主播遭遇天價索賠。

　　裁判文書的這些細節(jié)，佐證了至少一些個案仍在正常的合同糾紛范圍內(nèi)。合同的訂立應遵循平等、自愿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和善良風俗這五大原則。如無法定理由，司法無法支持一方當事人違約跳槽至競爭對手家從事同樣內(nèi)容的直播。

　　有媒體報道指向合同約定主播直播時長的合理性。如一家機構的格式合同顯示，主播每月最低有效直播天數(shù)為24天，每月最低有效直播時長為120小時。每年有1次豁免機會。若超出則當月所有費用(本合涉及的平臺簽約金，禮物收益分成等所有費用)為0，“乙方(主播)須向甲方(公會)支付500萬元違約金”。

　　工作量和收益計算，是主播合同的最核心內(nèi)容，雙方都應清楚明了。如果確實做不到規(guī)定時長，又無法通過談判降低工作量，不簽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現(xiàn)實中所謂“天價索賠”，在多數(shù)案件中都只是一個噱頭，原告的訴請并非就是最終的裁判結果。“索賠上億判賠數(shù)千”的案例不是沒有。就算白紙黑字寫在合同里的“天價違約金”，在司法裁判中，往往也要經(jīng)受是否“公平合理”或是否有違“公序良俗”的考量。

　　《民法典》就規(guī)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jù)當事人的請求予以適當減少。

　　就此去看，此事中除去情緒層面的爭議外，有關斗魚的訟爭具體內(nèi)容也應得到關注。畢竟，要讓個案發(fā)揮出最大的預防和警示功能，及時的裁判說理和判后釋疑也必不可少。

　　□王顧左右(法律學者)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