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鏑】

　　作者：付隨鑫（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人權是人類的共同追求，也是一定社會歷史的產物，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tǒng)與發(fā)展條件來空談人權。美式人權觀誕生于美國特殊的文化傳統(tǒng)與發(fā)展歷程之中。它既具有特殊的內涵，又存在先天的缺陷。其偏重狹隘的個人權利和政治權利，輕視集體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還包含美國優(yōu)先、西方中心論、白人至上主義的強烈偏見。

　　隨著實力增強并成為超級大國，美國將其原本歷史的、具體的人權觀絕對化、抽象化，制造出一種所謂的“普世人權觀”，并且利用強制手段向他國輸出。這些行為充分體現了美式人權的虛偽、霸道、雙重標準和不負責任。

　　人類社會正面臨安全、發(fā)展、人權、移民、環(huán)境、傳染病等各方面的嚴峻的全球性問題，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維持和平穩(wěn)定的國際秩序。然而，美國對各國實施人權制裁、強加美式人權的行徑，嚴重危害全球治理進程，導致全球治理經常陷入失靈。

　　危及全球治理機制

　　在當今世界，只有以聯(lián)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主權原則是當代國際體系最根本的一項國際制度，也是國際體系有效運轉的基石?！堵?lián)合國憲章》明確規(guī)定，各國之間的關系應基于尊重主權平等原則，各國內政不應被他國隨意干涉。主權國家是全球治理的最重要行為體，美式人權主張“人道主義干預”，將人權凌駕于主權之上，嚴重違反《聯(lián)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妨礙主權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破壞各國對全球治理機制的信任。

　　1977年，卡特政府開始把在全球促進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目標，人權成為對抗蘇聯(lián)的冷戰(zhàn)工具。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提出“保護的責任”的概念，在世界各地以保護人權和擴展民主為借口，進行軍事干涉和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美國對聯(lián)合國采取工具主義態(tài)度，一旦無法獲得聯(lián)合國的授權，就采取單邊主義做法，組建所謂的“志愿者聯(lián)盟”，用武力向他國輸出美式人權與民主。這種繞開聯(lián)合國機制、將人權凌駕于主權之上、用武力輸出美式人權的行徑，充分體現了美式人權的霸道，也削弱了各國對全球治理機制的共識、損害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眾多發(fā)展中國家普遍不認同美式人權觀，也反對美國以保護人權為借口破壞主權平等原則的做法。

　　破壞全球人權治理

　　保護人權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與目標。1993年聯(lián)合國召開的世界人權大會通過了《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其中明確寫道：“一切人權都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國際社會須以公平、平等的態(tài)度全面地對待人權?！比欢绹鴧⑴c全球人權治理從來都是以狹隘的國家利益為優(yōu)先，頻繁用武力輸出美式人權，還大搞雙重標準，只批評別國人權，不改善自身人權問題。這些霸權主義行為惡化了許多國家的人權狀況，破壞了各國推進全球人權治理的努力。

　　在二戰(zhàn)后制定《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中，美國就抵制將人權條款細致化和義務具體化的倡議，并聲稱其內外政策不受人權義務的約束。對20世紀60年代聯(lián)合國推動反殖民主義的各種措施，美國往往投出反對票。美國曾不顧世界各國反對，長期支持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在冷戰(zhàn)后期，美國竭力推行人權外交，一方面攻擊蘇聯(lián)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侵犯人權，另一方面公開袒護智利、阿根廷、菲律賓、安哥拉、危地馬拉等盟國的軍事政權。

　　冷戰(zhàn)結束后，克林頓政府大肆鼓吹“人權高于主權”，極力為軍事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先后出兵波斯尼亞、索馬里、海地、科索沃等地區(qū)，釀成嚴重的人道災難?！?·11”事件爆發(fā)后，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并推出所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將美式人權與民主強加給中東國家，造成該地區(qū)的持續(xù)動蕩?？v觀二戰(zhàn)后美國用強制手段輸出人權的歷史，可以發(fā)現幾乎全是失敗的案例。無論是在中東、拉美還是在非洲、東歐、中亞地區(qū)，美國強行輸出人權往往導致沖突與貧困，使得許多國家的人權狀況至今未能得到明顯改善。

　　美國堅持狹隘的人權觀，阻礙了不同人權觀念之間的正常對話，將聯(lián)合國人權機構變?yōu)檎螌沟膽?zhàn)場。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招致其盟國、聯(lián)合國和人權組織的廣泛批評。美國雖然加入了聯(lián)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對其實施提出了大量限制。美國至今未加入聯(lián)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甚至是全球唯一沒有批準《聯(lián)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這些做法不僅影響了全球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也使美國自身的人權狀況長期得不到改善。

　　美國堅稱自己擁有“最高的人權標準”和“最佳的人權實踐”，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實際上，美國才是全球人權的最大洼地，侵犯人權的丑聞層出不窮。美國少數族裔的人權長期遭受系統(tǒng)性侵犯。少數族裔時刻面臨著槍擊、兇殺、仇恨犯罪、警察濫權、白人至上主義暴力活動的嚴重威脅，少數族裔的發(fā)展權和政治權利也遭到白人的蓄意壓制。美國每年都對移民實施大規(guī)模逮捕、拘留、驅逐、遣返，致使移民的人權得不到保障，人道主義災難頻繁發(fā)生。特朗普政府的“骨肉分離”政策、拜登政府驅逐海地移民的暴行，都受到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強烈譴責。美國侵犯本國人民人權的行徑，不僅嚴重拖累了全球人權治理，也凸顯了美式人權的虛偽與雙標。

　　加劇全球安全治理困境

　　美國強行輸出人權加劇全球沖突，破壞全球安全治理。從1945年到2001年，全球153個地區(qū)發(fā)生248次武裝沖突，其中美國以“人權”“反恐”等理由發(fā)起的有201次，約占全部的81%。美國的操作模式往往是以人權為借口拱火，在各地制造沖突和分裂，從中牟利，事后卻甩手不管，拒不承認責任，將災難留給當地人民。被美國干涉的地區(qū)往往戰(zhàn)火紛紛、生靈涂炭，長期得不到和平與發(fā)展。

　　美國到處制造顏色革命，破壞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是美國政府傳播美式人權、輸出美式民主的馬前卒與白手套。美國政府利用該組織顛覆他國合法政府，培植親美勢力。自1991年起，民主基金會每年頒發(fā)“捍衛(wèi)人權和民主”的民主獎，鼓勵俄羅斯、烏克蘭、伊朗、古巴、緬甸、委內瑞拉等各國的異見人士傳播美式人權觀。蘇聯(lián)解體以及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顏色革命的背后都有民主基金會的黑手。美國政府多次以民主基金會的名義撥款，在俄羅斯境內培植親美的人權非政府組織，以推動人權的名義插手俄羅斯內政，煽動俄羅斯反對派舉行游行示威。民主基金會曾出資1400萬美元，煽動2014年烏克蘭的大示威，推翻了當時的亞努科維奇政府。這一行徑直接造成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系緊張，為當前的俄烏沖突埋下禍根。民主基金會還大肆炒作新疆“人權危機”，在國際社會開展涉疆負面宣傳，危害新疆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繁榮。

　　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過程中，美國往往以人權為借口，濫用暴力和侵犯他國主權。這不僅達不到消除恐怖主義的目的，反而激發(fā)了更多的反美情緒，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美國在反恐過程中侵犯人權的現象數不勝數。“9·11”事件以來，美國在至少54個國家和地區(qū)建立了“黑監(jiān)獄”網絡，囚禁包括穆斯林、女性和未成年人在內的數十萬人。美國的黑監(jiān)獄里普遍存在虐待囚犯、實施酷刑的暴行。美國在反恐中廣泛使用無人機進行空襲，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美國使用無人機打擊恐怖分子的執(zhí)行機構是中情局而非軍隊，而且經常對救助恐怖分子的人群進行第二次打擊。聯(lián)合國人權理事會曾指出，美國的做法違反國際法，構成戰(zhàn)爭罪。

　　阻礙全球發(fā)展治理

　　美國頻繁利用其霸權地位對他國實施人權制裁。這嚴重損害他國的發(fā)展權，妨礙全球發(fā)展治理。在1994年到2020年間，美國一共對34個主權國家實施過42次制裁，其中與保護人權或促進民主有關的制裁多達29次。按照《聯(lián)合國憲章》的規(guī)定，國際制裁應當由安理會授權，但美國往往以國內法為依據，以保護人權為由，對他國實施單邊制裁。美國的人權制裁不僅武斷地以美式人權觀作為評斷他國行為的標準，而且在美國霸權的加持下制造出大量人道主義災難。

　　自1977年到2020年，美國總統(tǒng)共59次援引其《國家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外國進行制裁。特朗普政府就先后針對蘇丹、朝鮮、伊朗、俄羅斯、土耳其、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等國實施經濟制裁，所使用的理由幾乎都涉及美式人權。這些人權制裁無一例外地影響了被制裁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fā)展。憑借其金融和技術霸權，美國的單邊人權制裁往往實施“長臂管轄”，導致即便得到許可的人道主義援助也很難送至被制裁國。例如，雖然美國國際開發(fā)署的所有9家合作方均獲準向委內瑞拉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委內瑞拉仍然無法找到為其開展交易的銀行。

　　美國還迫使國際組織按其要求實施人權制裁。美國政府多次指示其在世界銀行、美洲開發(fā)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非洲開發(fā)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以侵犯人權為由對他國的貸款申請投反對票。美國頻繁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中的一般例外條款實施有關人權的貿易制裁。這種做法完全是美國根據自身利益選擇性地建立非關稅貿易壁壘。美國的人權制裁背離了世貿組織的非歧視貿易原則和自由貿易理念，破壞了世貿組織成員國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賴，阻礙了全球經濟治理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