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出即是”——詩文創(chuàng)作的一種古典范式
作者:田淑晶(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古代詩文創(chuàng)作發(fā)達,亦有各種創(chuàng)作范式。在各種范式中,最著名、至今仍被很多人奉為圭臬的是主張苦心孤詣,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一詩千改始心安”(袁枚)、“為文須千斟萬酌,以求一是”(鄭燮《詞鈔自序》)。然而,還有一種與此完全相反的范式,其反對精心醞釀構思,反對千番推敲、萬般潤色,反對苦心布置經(jīng)營,總之,反對一切理性思維主導下的綢繆和創(chuàng)造,認為如此創(chuàng)作的詩文方為高格。這種創(chuàng)作范式可用“直出即是”四字提要鉤玄,其中包含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始范式和后起的一種頗有深意的創(chuàng)作理念。
感性情思之直出
蕭子顯為“直出即是”創(chuàng)作范式的實踐者和倡導者之一。他言自己創(chuàng)作的情形:“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梁書·蕭子顯傳·自序》)《南齊書·文學傳論》提出,創(chuàng)作應“委自天機”、“勿先構聚”;從文中對“三體”文學的批評看,蕭子顯亦反對下筆成文過程中的“力構”,故而,文末“贊”語總結道:“學亞生知”,“文成筆下,芬藻麗春”?!读簳份d蕭子顯“頗負其才氣”,然而,在蕭子顯那里,“不以力構”并不是他恃才之舉,亦非才子方能為,而是創(chuàng)作者當有的創(chuàng)作理念。
蕭子顯因何會主張“直出即是”?值得關注的是其背后的文學觀念和邏輯。《南齊書·文學傳論》:“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痹诓煌氖褂谜咛?,“情性”的所指常有不同的偏重,有的偏于“情”,有的偏于“性”。蕭子顯所謂的“情性”屬于前者,如《南齊書·文學傳論》基于文壇之弊提出:“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蕭子顯主于“情”的文章觀可上溯到儒家的文學本體論:“詩言志”。與這種文學本體論相應的文學發(fā)生論,以“感物”為創(chuàng)作靈感、創(chuàng)作沖動產(chǎn)生的原因。據(jù)此發(fā)生論,創(chuàng)作不需精心醞釀構思,感物而有情,有情便有詩。感物過程中萌生的情思因于物、因于觀物者之心,情思之所因會隨時空的變換而變換,甚至轉瞬便不再,因而,從感物到下筆成文不能有理性思維的過程。惟有“直出”,文章才會成為“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由此可見,“直出即是”實為儒家文學本體論內在要求的創(chuàng)作范式,《詩·國風》《古詩十九首》等都屬于“直出即是”類文學,它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源始范式。
“直出即是”的詩文是何等樣的詩文?其直出者為感物過程中萌生的情思,以“情”勝。這種詩文是因創(chuàng)作的直出性質而“是”,還是因所直出者而“是”,需細辨。儒家文學觀關注文藝所表達的情緒和情感,視其為國政的鏡像,并因此十分重視文藝;《南齊書·文學傳論》謂“直出即是”的創(chuàng)作過程:“蘊思含毫,游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對于直出之文,天成的氣韻來自感性情思及其自然流動。從這些觀念看,情思及其自然流動被視作文學書寫的價值之所在、美的存在,承擔了全部的詩性。而無論是在儒家的文學觀中,還是在蕭子顯的著述中,“情思”都沒有因人的貴賤或其他要素而有價值差異。
如何“直出即是”?“感物”既為創(chuàng)作沖動產(chǎn)生的原因,對世界敞開懷抱、觀世界就是必要的主體活動。至于觀照的世界,儒家文學論偏重人倫社會,如《詩大序》中的“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蕭子顯則偏重于自然風光,如其描述的催生創(chuàng)作沖動的感物:“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保ā读簳な捵语@傳·自序》)另外,在這種創(chuàng)作范式中,雖然感性情思承擔了全部的詩性,但就創(chuàng)作實際而言,心靈之敏鈍關乎創(chuàng)作沖動的有無,文筆之好壞關乎文章的高下。博學多思有助于敏感心靈、班馬文章的養(yǎng)成,當為這種創(chuàng)作范式的充分準備?!读簳芬噍d蕭子顯“好學”;《南齊書·文學傳論》評述時文稱贊一些文章“博物可嘉”,博學是博物的途徑之一。
悟性世界之直出
感性情思之直出為詩文創(chuàng)作的源始范式,較易解,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后起的“直出即是”范式,這種范式玄妙且有其深意。
王夫之《姜齋詩話》:“‘僧敲月下門’,只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發(fā)關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王夫之所謂“會”,即中國古代文化語境中通達世界的特殊方式——“悟”。王夫之此說蘊含的創(chuàng)作理念,一則將書寫悟性世界置于極高的文學地位;一則認為這種居于極高地位的文學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不需理性思維介入,如其例舉道:“‘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羲畣栭苑颉醴窍氲?。”(《姜齋詩話》)
悟性世界的文學書寫過程不僅不需理性思維介入,而且理性思維無法介入。早在唐時,就有詩論指出了這一點,如權德輿謂靈澈詩境,“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唐以后不斷有詩論重申這一點,并點明其中關竅,如:趙孟若為《白云集》作的題詞中言道,“拈花微笑,夢草清吟”未嘗有二,皆“不可思議”。王士禛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等句妙諦微言,與“拈花微笑”等無差別。(《畫溪西堂詩序》)因何拈花、因何微笑,盡因心之所會超越語言、超越邏輯。王士禛所謂詩中妙諦即趙孟若點明的“不可思議”。
理性思維不能介入對悟性世界的文學書寫,應當秉持和踐行的創(chuàng)作方式和理念就唯有“直出”。然而,悟性世界不同于感性直覺的世界,又與理性思維相抗,這決定了此類“直出”文本的特殊。感性情思之直出,語言素樸,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和反映世情的作用;悟性世界之直出,往往語言清透玲瓏,指向未被語言和邏輯歸化的世界,也拒絕將其歸化,從而言而未言,創(chuàng)造出一種“沉默的文本”“寧靜的文本”。這類文本在創(chuàng)作者方面要求的是“悟性”,在欣賞者方面吁請的是“意會”“以心傳心”式欣賞。
感性情思和悟性世界,皆非理性思維主導。當下世界,不管后現(xiàn)代思潮如何不滿現(xiàn)有的理性,主流意識形態(tài)仍然推崇理性思維。無可否認,這是人類文明當有的思維選擇,但也因于此,愈應警惕理性對于感性情思和悟性世界的侵蝕和遮蔽;另一方面,現(xiàn)代文藝創(chuàng)作尤其是西方的文藝創(chuàng)作,很早就出現(xiàn)了觀念先行的情形,并且愈演愈烈,引起了廣泛關注?;谝陨?,如果文學還保持著反映我們的現(xiàn)實處境、啟發(fā)我們對世界進行深入思索和體驗等功能,那么感性情思之直出、悟性世界之直出,依舊為文學的價值所在。就此而論,“直出即是”這種詩文創(chuàng)作范式及其內蘊的文學觀念,應當在傳統(tǒng)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范式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視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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