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記載，杜甫生前就曾為自己編過作品集。晚唐以來，各種不同的杜集本子在世間流傳，或編年，或分體，或分類，不一而足。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說。迄今為止，杜集文獻已多達上千種。遺憾的是，宋代“千家注杜”的成果多有散佚，幸賴有若干種集注本保存下來。這也是中國古代典籍傳播中帶有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四部典籍中，別集流傳不易，其注本也容易散佚。相比較而言，總集、選集、叢書、類書等往往成為古代典籍保存的重要載體。流傳至今的宋元杜集刻本及各類集注本有二十余種，是非常珍貴的文獻資料，值得重視。如何整理這些珍貴典籍，如何在整理中體現(xiàn)時代特色，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縱觀中國學術發(fā)展史，整理典籍文獻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單純的字詞注釋和文意疏通。譬如東漢后期鄭玄遍注群經(jīng)，唐代前期孔穎達主編《五經(jīng)正義》，多是如此。這是古籍整理校訂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第二種是比較系統(tǒng)的資料匯編，多以集注形式呈現(xiàn)。譬如《昭明文選》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清人校訂十三經(jīng)等，都帶有集成性質(zhì)。第三種是獨具特色的疏解，如魏晉時期郭象《莊子注》、王弼《周易注》《老子道德經(jīng)注》以及清代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等，多具有思想史價值。這種整理方式與上述兩種恪守文字?？痹瓌t的傳統(tǒng)注釋學很不相同，實際上是一種義理的推衍、思想的闡發(fā)。

　　上述三種古籍注釋形式都很重要，并無高下輕重之分。事實上，對多數(shù)讀者來說，如果沒有字詞的訓釋，沒有典章制度、歷史地理、歷代職官等方面的解說，這些深奧典籍是很難讀懂的。對學術研究而言，如果沒有最基礎的字句注釋工作，所謂集注和義理闡發(fā)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單注本的整理依然是今天最應該重視的古籍整理工作。但僅限于此還遠遠不夠。古籍整理的首要目的是方便閱讀，更重要的是引導讀者思考文本內(nèi)容，并對其義理進行闡釋。

　　筆者在從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魏六朝集部文獻集成”研究過程中，也在不斷思索這樣的問題：一是探索回歸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意義；二是尋求回歸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途徑。前者應當沒有疑義，后者則見仁見智，理解不同，做法不同，效果也不同。

　　清代阮元在杭州主持詁經(jīng)精舍，傳經(jīng)布道，在江西校訂十三經(jīng)注疏，先后云集一批重要學者。在此基礎上，他還提出另外一種整理典籍文獻的設想，即通過臚列眾說的方式，把清朝經(jīng)學研究成果細致入微地呈現(xiàn)出來。具體來說，就是將各家重要見解分別羅列在經(jīng)典著作的每句話下面，章分句析，旁羅參證，詳考得失，斷之于心。匯集清朝經(jīng)學著作，阮元編有《皇清經(jīng)解》，王先謙有《續(xù)皇清經(jīng)解》。但這種專題叢書遠沒有達到阮元所預設的目標。這項工作難度太大，盡管阮元位高權(quán)重、資源豐富，最終也沒有付諸實際。這種編纂方法，游國恩先生有所嘗試，并取得成功。他主持編纂的《離騷纂義》《天問纂義》等著作，就像阮元設想的那樣，在每句詩下羅列歷代注釋，考訂成果，然后下按語，很多按語都是點到為止，引而不發(fā)，給讀者留下無限想象空間。今天來看，這樣的學問看似樸拙卻最有實效，體現(xiàn)了當代學人對歷代整理成果的充分尊重和清晰把握。

　　杜甫及其相關文獻研究，歷代成果異常豐富，一般說來，幾無發(fā)掘空間。但筆者認為，杜甫研究的突破，還是繞不開基本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所謂基本文獻，就是歷代研究成果。隨著電子化時代的來臨、國家經(jīng)濟實力的增強、可觀的珍稀文獻的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的集成研究與體現(xiàn)時代特色的深度整理，已成為當今典籍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必然選擇。杜甫及其相關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至少可從以下三方面逐步推進：

　　一是選擇重要的杜集舊注，校點整理，為廣大讀者提供閱讀便利，擴大視野。

　　所有從事古籍注釋的人，似乎都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注解后來居上，成一家之言，為權(quán)威定本。但從學術發(fā)展史看，這是很難達到的目標。就杜詩而言，每一位注釋者對于前人的注釋只能是有選擇的截取，十不一二。即便是所謂的集注本，也不可能有文必錄。因此，前人注釋原貌，一般讀者往往看不到。久而久之，這些著作很可能就會被遺忘，乃至佚失。正像清代顧千里所說，古書校訂，新本出，舊本亡。所以，他主張不校之校，也就是盡量保持原書面貌。整理前人注釋成果，也往往出現(xiàn)顧千里擔憂的現(xiàn)象。歷代舊注，就是在不斷的注釋中逐漸消亡的。從古書流傳的一般規(guī)律講，自然淘汰屬于常態(tài)。而從做學問的角度說，最大限度地占有資料，依然是做好學術研究的重要前提。為此，我們有必要對重要的宋元舊注，如王洙、王琪編定、裴煜補遺《杜工部集》，趙次公《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舊題王十朋《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郭知達《新刊校定集注杜詩》，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宋末劉辰翁評點、元代高崇蘭編次《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佚名《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佚名《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佚名《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等給予高度重視，原原本本地加以校訂，讓更多讀者看到舊注全貌。盡管有些著作的作者問題尚存較大爭議，但這些著作能保存至今，說明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是系統(tǒng)地匯總杜集珍本文獻，影印出版，為學術界提供系統(tǒng)的而不是零碎的資料。

　　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成都杜甫草堂都曾編輯出版所藏杜甫詩集目錄，周采泉編《杜集書錄》、張忠綱等編《杜集敘錄》都是綜合性的杜集目錄。這類目錄，就像杜甫研究的導引圖，為讀者按圖索驥，提供方便。不無遺憾的是，有目無書，讀書人還是要望洋興嘆。黃永武編《杜詩叢刊》，收錄宋元至清代重要杜集35種，日本吉川幸次郎編《杜詩又叢》，補選7種杜詩文獻。這些草創(chuàng)工作，篳路藍縷，雖多有缺失，但也確實為學術研究提供豐富資料，學者無不稱便。很多學者期待這樣一部著作，能將歷代重要杜集版本匯編成冊，整體推出，倘能如此，必將開創(chuàng)杜甫研究新局面。

　　根據(jù)當代學者研究，現(xiàn)存宋元以來重要的杜集白文本、全集箋注本、分體分類注本、評點本、讀杜札記、杜詩選本等，至少在四百種以上。其中，宋元刻本以及相當數(shù)量的孤本、稀見本等最值得珍惜，在現(xiàn)有條件下應該盡量全部影印出版。否則，這些珍稀古籍總是藏在深宮，不僅讀者無法閱讀，更叫人擔心的是，如果發(fā)生如絳云樓那樣的意外，這些孤本可能就永遠在世間消失，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chǎn)、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道理很簡單，保護是為了更好地應用；讓古籍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才是最好的保護。從這個意義上說，系統(tǒng)地匯總杜集珍本文獻，影印出版，不僅是為學術界服務，也是為了更好地保存古籍、充分利用古籍，為今天的文化建設服務。

　　三是匯集宋元舊注于一編，體現(xiàn)深度整理的時代特色。

　　杜集宋元舊注，存世無多。各家見解有何區(qū)別，前后繼承關系如何，僅就一本書而言，很難說清楚，只有逐字逐句地比對眾家，才能了然于心。從這個角度看，杜集舊注的整理尚有拓展的空間。目前，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散佚著作，如果數(shù)量較大，就像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纺菢樱鸺逸嬩洺鰜?，單獨成冊。據(jù)此，讀者可以看到各家的學術主張、思想傾向。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將各家之說匯輯在杜詩各句之下，將有助于讀者對杜詩文字訓釋、創(chuàng)作背景以及思想內(nèi)容的理解。這項工作看似雜然臚陳、薄殖淺陋，實則異常繁難、錯綜交糾，個人能力有限，勢難完成。這就需要集體的智慧，綜貫百家，逐步推進，最終完成。這項工作，可以先從某一時期、某一地區(qū)的杜注研究為中心，由點及面、發(fā)覆抉疑，將來逐漸擴大開來，把所有宋元舊注匯為一編，借此校訂異文、辨析是非，并提出進一步研究的前沿問題。

　　新時代要有新的學術氣象和研究方法。彰顯時代特色的文獻整理，尤其是歷代經(jīng)典的系統(tǒng)整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從系統(tǒng)整理杜甫文獻入手，走近經(jīng)典、理解經(jīng)典，為創(chuàng)造新時代經(jīng)典提供有益學術借鑒和豐富思想資源，這應當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共識，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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