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大順（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唐代“新題樂府”是與古題樂府相對的概念，又稱“新樂府”。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當是中唐詩人李紳，他創(chuàng)作《樂府新題》二十首，元稹和作十二首，稱為“新題樂府”（《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白居易也創(chuàng)作了五十首《新樂府》。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提出了新樂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創(chuàng)作原則，白居易在《新樂府序》《與元九書》中對新樂府內容和體式提出了要求。這樣，“新樂府”就被視為一種新的詩體，以與“沿襲古題”的古樂府相區(qū)別。文學史教材多將中唐產生的這種詩歌思潮稱為“新樂府運動”（如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不斷有學者質疑“新樂府運動”的存在。據盛唐天寶至中唐貞元、元和年間的詩歌復古思潮和樂府詩創(chuàng)作實績，元稹、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是客觀存在的。本文無意于辨析“新樂府”“新樂府運動”等概念，而是從樂府詩的體制特征以及擬題方式角度，談談元白新樂府對古題樂府體制的解構以及新樂府體制重構中的得失問題。

　　古題是樂府詩顯著的體性標志

　　新樂府與古樂府在形式上的最大區(qū)別，就是“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擬題方式。古題樂府是擬賦漢魏六朝樂府古題而形成的一種詩歌類別。新樂府則是從“無復依傍”古題、“另立新題”的擬題方式上命名的。

　　樂府本是漢代的音樂機關，漢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進入樂府。李延年又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而作十九章之歌。說明樂府音樂機關的歌詩，既有從民間采集而來的歌謠俗曲，也有士夫文人應詔而作的歌辭。在禮樂功能上，樂府詩分祭祀的郊廟歌辭、三朝元會的燕射歌辭、軍中的鼓吹橫吹曲辭以及用于帝王私宴的娛樂歌辭，音樂形態(tài)上又有歌曲、琴曲、舞曲的不同。因受制于其所配音樂的風格及特殊的功能，樂府歌辭的句式存在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雜言，并無統(tǒng)一的體式結構。魏晉至六朝興起的文人擬樂府，一則遵循樂府詩的音樂演唱傳統(tǒng)，二則與徒詩創(chuàng)作的時代思潮相結合，形成魏晉六朝文人樂府詩獨特的體制特征：即題材和主題上在漢魏樂府古題范圍內拓展、創(chuàng)新，體制結構上多以第三人稱敘事結構全篇，抒情方式以場景化和客體化抒情為主，句式以五言古體為主。詩歌史上所謂的“樂府體”多指文人樂府詩的這些類型化特征。

　　漢魏六朝至初盛唐以來，“樂府體”最顯著特征就是標題采用樂府古題。因為樂府古題是本源于樂府曲調的，是樂府詩音樂屬性的根本標志，盡管不同音樂類別的樂府詩有不同的擬題方式，但無論采用哪種方式，音樂曲調名在其中都是主體，居于主導地位。齊梁以后，文人普遍使用“賦題法”，力圖擺脫對漢魏樂府古題的依循，逐漸建立起樂府詩主題與曲題的對應關系，極大地拓展了文人樂府詩的自由空間。唐代古題樂府大多是對齊梁賦題法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縱觀魏晉六朝至隋唐的古題樂府，無論怎樣擬題、賦題，詩歌的題目都沒有完全脫離古題，盡管自曹植、陸機以來的文人樂府詩早已“事謝絲管”，脫離了具體的音樂環(huán)境，但只要古題存在，曲調的標志意義就在，樂府詩的體性標志就在。因此，可以說樂府古題是“樂府體”的顯著標志。

　　“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新樂府是對古題樂府體制的解構

　　元白的新樂府，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事立題”“即事名篇”，即根據詩歌內容另立新題。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與元九書》提及自編詩集時，稱“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指出自己的新樂府都是“因事立題”的。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集中論述了新樂府的擬題方式，他認為《詩經》的“風”“雅”篇都以“諷興當時之事”為主，當時詩壇的樂府詩多“沿襲古題，唱和重復”，其“刺美見事”的“諷興”作用嚴重缺失。基于此，他進一步指出，近世唯有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是“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其本人及友人白樂天、李公垂對杜甫這種做法都很贊賞，他們決定不再作“擬賦古題”的古樂府。

　　元白提倡的“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作詩方法，是基于對初盛唐古題樂府“沿襲古題，唱和重復”“于義咸為贅?！钡忍撛~濫調的不滿，擬恢復樂府詩的風雅比興傳統(tǒng)，貫徹詩歌“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現實精神。但因樂府詩特有的音樂背景和歷史傳統(tǒng)，源自樂府曲調的古題已經成為樂府詩體的核心內容，古題一旦被解構，其體制特征就消失了，樂府詩的界限也因此變得模糊起來。可以說，元白“因事立題”“即事名篇”的新樂府擬題方式，實質上是對“古題”樂府詩體制的一次徹底解構。

　　元白的新樂府理論及其對樂府詩體制重構的努力

　　伴隨唐代樂府詩“古”“新”之變的創(chuàng)作實踐，詩人們開始了對新樂府的理論思考和總結，元稹和白居易是其中突出代表，他們通過詩文序跋和書信，積極交流和探討新樂府理論問題，除“因事立題”“無復依傍”的新樂府擬題方式外，元白的新樂府理論還有兩點尤為重要：

　　一是在詩歌主題上強調“病時”“見事”和“五為”。元和四年（809）元稹作《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肯定了李紳《樂府新題》二十首是“雅有所謂，不虛為文”的作品，并以夏商周三代“士議而庶人謗”的傳統(tǒng)為標榜，指出樂府詩在內容上的“病時”作用。其《樂府古題序》進一步強調了詩歌的“美刺見事”功能。早在元和四年（809），白居易《新樂府序》中就提出“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的五為要求。其《與元九書》進一步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強調詩歌“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現實作用。

　　二是在詩歌體制上要求符合播于樂章歌曲。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對其《新樂府》五十首做了較系統(tǒng)的說明：句式上“篇無定句，句無定字”，根據內容決定形式，句式靈活自由。結構上“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首句表明主題，篇末揭示主旨，前后呼應。語言表達上做到“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內容上做到“其事覆而實”。在詩歌的整體風格上做到“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這篇序文對新樂府的詳細說明，其實也是對新樂府創(chuàng)作體制的一種規(guī)范。

　　總體而言，元白新樂府理論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立新題，第二，“病時”“見事”和“五為”的主題，第三，文從字順、節(jié)奏明朗的語言風格，可以配樂而歌?？梢姡自诖蚱乒蓬}樂府體制的同時，也在做重構新樂府詩體制的努力。

　　元白新樂府的得失

　　唐代以元白為代表的新樂府理論倡導和創(chuàng)作實踐，對中國詩歌史的影響是深遠的。就其積極意義而言，至少有兩點值得肯定：其一，打破古題樂府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制約，引導詩歌創(chuàng)作直面社會現實。漢唐的文人樂府詩存在“侈麗”“浮艷”（皮日休《正樂府序》）等毛病，漢樂府“緣事而發(fā)”的寫實精神多有缺失。元白的新樂府，解構了古題樂府的創(chuàng)作模式，對詩歌創(chuàng)作重新回歸現實社會起了重要作用。其二，重塑了樂府詩“緣事而發(fā)”的敘事傳統(tǒng)和詩歌“風雅比興”精神。元白的樂府詩理論反復強調詩歌要反映現實政治、敢于指陳時弊、關注民生疾苦，這是對《詩經》風雅比興精神的繼承和發(fā)揚，是繼陳子昂之后對現實主義詩學的一次全面系統(tǒng)的闡述。

　　元白新樂府也留下了一些遺憾。尤其是新樂府解構了樂府詩的體制后，未能完成自身的體制重構，導致新樂府內涵與外延的模糊。因新樂府體性標志的不明，在現實操作中出現了諸多問題：如新樂府在主題上如何與諷喻詩區(qū)別、體式上如何與歌行體區(qū)分等。元結《系樂府》《舂陵行》、白居易《秦中吟》、皮日休《正樂府》的詩體歸屬，一直是新樂府研究爭論不休的問題，目前新樂府研究的一大困惑也是對新樂府具體作品的判定，以至于使得新樂府的體制重構成為唐后樂府詩學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