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7月12日電 題：東羅馬鎏金銀盤為何現身黃河古渡口？

　　——專訪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李永平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在甘肅省博物館，有一件可以與絕世孤品銅奔馬媲美的國寶級文物——東羅馬鎏金銀盤，它在中國國家文物局舉辦海外絲綢之路文物展中必不可少，也是全國各地文博機構邀約最為頻繁的“嘉賓”，因此被稱為館中“最忙碌的文物”。

　　一只其貌不揚的“盤子”為何受此殊榮，它見證了東西方交流融合過程中的哪些歷史往事？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李永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東羅馬鎏金銀盤如何被發(fā)現？它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李永平：1988年，甘肅省白銀市靖遠縣黃河古渡口附近，一家農戶蓋房時發(fā)現了這只銀盤，后來由甘肅省博物館收藏。此銀盤銀質鎏金，以鑄造、錘鍱等工藝制成，最大直徑31厘米、高4.9厘米、重3190克，于公元前2世紀左右至公元2世紀左右，在古羅馬所轄地域內鑄造。很可能經過在古代西亞或中亞地區(qū)的“盤桓駐足”后，在4至5世紀沿著絲綢之路傳入并“流落”在今中國甘肅一帶。

　　東羅馬鎏金銀盤。甘肅省博物館供圖

　　俄羅斯著名金銀器專家馬爾薩克認為，該銀盤是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世紀在北非地區(qū)鑄造，也有學者認為鑄造時間略晚，但均認定是東羅馬時期鑄造。

　　東羅馬鎏金銀盤正中間，是以浮雕形式呈現的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他手持權杖靠在一頭猛獸身上，這種野獸在地中海沿岸藝術品中常見。

　　東羅馬鎏金銀盤(中央)局部。李亞龍 攝

　　銀盤的外圈是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十二主神。分布面積最大的是葡萄枝蔓，這是古代地中海沿岸比較典型的紋飾，還有蜥蜴、蜜蜂、昆蟲等小動物“隱蔽”其間。

　　葡萄枝蔓紋飾通常出現在西方陶器上，但出現在金銀器上，并和酒神、奧林匹斯十二主神在一起，以這種形式呈現于貴金屬盤子上，在目前全世界已知文物中獨此一件。

　　東羅馬鎏金銀盤(外圈)局部。李亞龍 攝

　　從東羅馬鎏金銀盤盤心浮雕判斷，它不是盛放食物用，而是收藏品、擺設品、工藝品，為地中海沿岸的高等級貴族、或皇室所收藏，價值不菲。

　　中新社記者：作為目前全世界罕見的東羅馬鎏金銀盤，為何會出現在萬里之外的甘肅境內？背后有哪些故事？

　　李永平：作為古代絲綢之路東西方交往的重要見證，東羅馬鎏金銀盤出土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必然性體現于出土地正好是漢唐時期，絲綢之路從長安通往河西走廊的關鍵必經之地。而偶然性，可能是前往中原的銀盤攜帶者在途中出現了意外情況。

　　在漢唐時期，該銀盤出土地連接著河西走廊與中原地區(qū)，這條道路被認為是“一級國道”，往返于中原地區(qū)和西域之間的使者、僧侶、商人都要通過黃河古渡口，場面非常繁盛。

　　根據多年研究，這只東羅馬鎏金銀盤可能擁有多重屬性，或為當時羅馬或者中西亞地區(qū)的王室對外交流的禮品；或為當時西方商人到東方進行貿易時當作貨幣使用的器物。

　　除了這只銀盤，甘肅境內還出土了不少東羅馬金幣，山西大同考古發(fā)掘的北魏墓葬中，也出土了東羅馬金杯等文物。這些文物的出土，佐證了當時中原地區(qū)與東羅馬交往交流的頻繁。

　　李永平介紹東羅馬鎏金銀盤。李亞龍 攝

　　中新社記者：通過對這只銀盤的研究，能否管窺千年前東西方的交流交往情況？

　　李永平：象征著豐收的酒神文化，在西方社會知曉度比較高。亞歷山大大帝(古代馬其頓國王)東征之后，希臘文化四處傳播，其影響甚至到達中國塔里木盆地。例如新疆出土的棉布上，有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和豐收女神形象，出土的絲織品上，繡有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和人首馬身神。

　　在近年西安考古出土的隋唐時期陶駱駝上，有希臘酒神喝醉的浮雕圖像，被研究者稱為“醉拂菻”，這說明隋唐時期的上層社會已經知道了有關希臘酒神的種種故事傳說，酒神文化也開始在中原社會得以傳播，只不過一些具體情節(jié)出現了入鄉(xiāng)隨俗的變化。

　　目前，我們很難知曉當時絲綢之路上的交往細節(jié)，但是可以想象到它背后蘊藏著的故事，以及東西方之間交往的頻繁。從中可見，早期東西方文明之間就存在互相影響、互相吸收。

　　在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的東羅馬鎏金銀盤等文物。李亞龍 攝

　　中新社記者：東羅馬鎏金銀盤所承載的文化屬性，對于當下有何啟示？對于“一帶一路”建設有何積極促進作用？

　　李永平：近年來，這只銀盤多次赴美國、歐洲、日本和港臺等地區(qū)參展，是一件典型反映絲綢之路繁盛景象的器物，受到各地參觀者的喜愛和高度評價。

　　中華文明從誕生起，就不斷在吸收外來先進文化，只有經過互相融通，文明與文化才能延續(xù)、發(fā)展，東羅馬鎏金銀盤就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縮影。

　　甘肅是古代東西方各種文明交匯的“黃金通道”，這在敦煌壁畫和雕塑等藝術表現形式中得到呈現。除此之外，甘肅還出土了漢簡等考古發(fā)掘品，記載了西域諸國和中原王朝之間的頻繁往來，一些出土的絲織品紋飾上，也能看出受到地中海沿岸或西亞地區(qū)的影響。

　　實際上，古代各個文明之間圍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非常頻繁。這種持續(xù)“互動”也給絲綢之路沿線各地民眾帶來“共享福利”。在古代是如此，現在也不例外，目前“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對欠發(fā)達的中國西部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能起到促進作用，對沿途國家和地區(qū)發(fā)展也是福音。(完)

　　受訪者簡介：

　　李永平，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員，甘肅省歷史學會理事，甘肅敦煌學會理事。30多年來，從事研究工作以甘肅出土漢代——魏晉簡牘帛書文獻、甘肅古代歷史文物為主，兼及博物館學、近現代文物?！督z綢之路——大西北遺珍展》《茶馬古道——西南絲綢之路文物展》等的大綱執(zhí)筆人之一，主持課題《甘肅新出土魏晉十六國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