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4月16日文章,原題:群體思維意味著無人在思考中國問題 很多人看到了澳大利亞戰(zhàn)略形勢變動和不確定的現(xiàn)實,但他們給出的應對辦法過于絕對化,缺少應有的仔細觀察。
其結果是群體思維,破壞了政策的力度。正如受人尊敬的美國政治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所說,“所有人想的一樣的時候,就等于沒有人深入思考。”
在堪培拉的許多國家安全機構、在大多數(shù)新聞評論員和許多智庫學者當中,如今就存在一種李普曼能一眼識破的共識。這種共識如果有人質疑,就會被認為是異端。更糟糕的是,會被質疑對國家不忠。因此,當一位杰出的前澳大利亞外交官嘗試解決國家的這一難題時,尤其值得密切關注。
伍達德曾在1976年至1980年任駐華大使。退休后,他對澳大利亞冷戰(zhàn)時期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澳歷屆政府的對華政策頗有研究。
伍達德寫道:“孟席斯政府一直遵循的政策是不卷入中國內部爭斗。抵制住了美國試圖讓澳大利亞分擔對臺灣的責任,或加入一個更廣泛防務組織的壓力?!蔽檫_德?lián)模柊湍崴拐皼]有勇氣進行公開討論,也沒有意愿減緩澳美軍事合作的快速增長”。
在伍達德看來,這將是一場非比尋常的賭博。阿爾巴尼斯總理將作出他所有的前任都避免作出的承諾。在決定之前,他本應事先進行廣泛的咨詢,并進行議會討論。沒有哪位澳大利亞總理能接受將他們的國家置于這種危險、甚至致命境地的后果。
重溫歷史至關重要。然而,無可辯駁的是,澳大利亞疏于借鑒歷史,尤其是和中國相比,這簡直無法接受。(環(huán)球時報 作者悉尼大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庫蘭,喬恒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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