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高句麗在歷史上是我國東北的地方政權，與別的國家沒有繼承關系？｜“正道”專欄之④

　　歷史上的高句麗是我國東北的一個地方政權。近年來，總是有人將其與其他國家和民族聯(lián)系在一起，否定這一歷史事實。那么，這個建立在東北地區(qū)，屬漢朝玄菟郡管轄，一直向中央政府遣使納貢，行漢制、用漢字的地方政權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與當今的國家和民族是怎樣的關系？

　　高句麗，是西漢到隋唐時期東北地區(qū)出現(xiàn)的一個重要的邊疆民族。西漢時期，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麗縣轄區(qū)內(nèi)建立政權，起初定都紇升骨城(今遼寧桓仁縣城附近)，公元3年(漢平帝元始三年)遷都國內(nèi)城(今吉林集安市)。公元427年遷都平壤城(今平壤市)。公元668年，被唐王朝統(tǒng)一。高句麗在歷史上前后持續(xù)了700多年，是受中原王朝制約和地方政權管轄的古代邊疆民族政權。

　　高句麗這個詞，從史書記載來看，它最早是指漢武帝所建立的漢四郡之一的玄菟郡所在地高句麗縣。句麗是當?shù)胤蛴嗳说囊粋€語詞，是指城。高句麗，就是指高山上的城。

　　高句麗是我國東北歷史上的一個民族

　　判斷高句麗是我國東北歷史上的一個民族，高句麗政權是我國東北歷史上的邊疆民族政權，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從高句麗民族起源看，大體上有穢貊說、夫余說、高夷說、商人說、炎帝說等，但無論何種說法，都可以肯定，高句麗先人的活動范圍就在我國東北地區(qū)之內(nèi)。周人一直認為“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左傳 昭公九年》)。由此可見，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對東北地區(qū)的經(jīng)營很明確，勢力已超越今日東北的范圍。多年的考古調(diào)查與發(fā)掘也充分表明這一情況。這一地區(qū)的文化疊壓關系明確，下層為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文化，其上面疊壓著漢代文化，再上層則為高句麗政權出現(xiàn)后的文化。

　　第二，遠在高句麗政權出現(xiàn)前，西漢王朝就已對東北廣大地域?qū)嵤┬姓芾?，漢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起，先后設置玄菟、樂浪、臨屯、真番四郡，管轄范圍包括東北和朝鮮半島北半部。后來四郡治轄地域有變化，在玄菟郡內(nèi)高句麗縣附近建立起的高句麗政權先后屬漢玄菟郡、遼東郡，不斷上表稱臣、朝貢，也從玄菟、遼東郡領回漢王朝賞賜的官服等。同時，在高句麗政權出現(xiàn)前后，也有大量的漢族人加入到這一政權中。集安考古發(fā)現(xiàn)，在高句麗石筑墻垣內(nèi)發(fā)現(xiàn)了漢代土筑城垣，出土了漢代鐵器、陶器等文物。高句麗政權曾向玄菟、遼東、樂浪等地擴張，幾遷都城，無論是紇升骨、國內(nèi)城，還是平壤城，都在漢四郡的范圍之內(nèi)，是歷史上東北邊疆政權。

　　第三，我國歷代王朝都認為高句麗是邊疆政權。高句麗居地在商末至漢初是箕子朝鮮的轄地，而箕子朝鮮是周朝的地方諸侯，進入漢代之后為衛(wèi)氏朝鮮取代，但依然是漢朝的藩屬。公元前108年，漢滅衛(wèi)氏朝鮮并設置樂浪等四郡，在包括朝鮮半島中部以北地區(qū)實行了和中原地區(qū)相同的統(tǒng)治方式。自漢至唐，盡管各王朝對高句麗的管理方式不一，但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認為高句麗的活動區(qū)域是中國的領土。這也是隋唐兩朝不惜傾全國之力完成統(tǒng)一高句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在長達七個世紀的時間里，高句麗給自己的定位都是中央王朝的邊疆地方政權，主動和中央王朝建立臣屬關系，接受冊封，納貢、納質(zhì)。唐朝建立后，高句麗進獻“封域圖”更是表明了其對唐朝的認同。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當唐朝統(tǒng)一高句麗后，大批高句麗人為維護唐朝的統(tǒng)一大業(yè)立下了汗馬功勞進而青史留名，諸如泉男生、高仙芝、王毛仲、王思禮、李正己等都是著名將領。

　　第五，高句麗滅亡后，高句麗人大部分融入中華。唐總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麗滅亡后，唐收其民“戶六十九萬”(《新唐書·高麗傳》)。這應該是當時高句麗的總戶數(shù)，其中包括許多非高句麗族戶，高句麗族戶數(shù)大體上在十五萬左右。對于他們的流向，學者們認為，其中遷居中原各地的人數(shù)大體上占了三分之二，逐漸融入中華。

　　王氏高麗并不是高句麗的繼承者

　　公元918年，在朝鮮半島也出現(xiàn)了一個名為“高麗”的政權，因其統(tǒng)治者姓王，故學界以“王氏高麗”稱之，但二者沒有直接繼承關系。

　　首先，兩個政權建立的時間懸殊，歷史發(fā)展歸屬不同。王氏高麗立國于高句麗滅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麗的大臣李成桂廢王自立。李成桂在1393年以“朝鮮、和寧等國號奏請”明朝，明賜李成桂為朝鮮王，王氏高麗遂改號“朝鮮”，學界一般稱之為李氏朝鮮或簡稱李朝。

　　其次，轄境內(nèi)居民構(gòu)成不同。高句麗轄境內(nèi)的居民以高句麗人為主。高句麗人的族源是我國上古時期古老民族穢貊人東遷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東穢等，后又融合了衛(wèi)氏朝鮮遺民的后裔、漢人、鮮卑人等。

　　王氏高麗轄境內(nèi)的居民以新羅人為主。王氏高麗兼并新羅和后百濟之后，新羅人和百濟人成為了王氏高麗的主要居民。新羅人主要是源于朝鮮半島南部地區(qū)的辰韓和弁韓人。百濟則主要是源于朝鮮半島南部的馬韓人。王氏高麗被李氏朝鮮取代后，朝鮮也因此取代高麗，成為其族稱，并沿用至今。

　　再者，王氏高麗非高句麗后裔。關于王氏高麗建國者王建的族屬，據(jù)我國學者考證，王建極有可能是西漢樂浪郡漢人的后裔，因為王氏是當時樂浪郡的望族，且人戶很多。王建在臨死時親授的《十訓要》中，說自己出身平民，同時稱“賴三韓山川陰佑”，統(tǒng)一了馬韓、辰韓和弁韓“三韓”，其后代也多以擁有“三韓”自居。以常理分析，如果王建是高句麗后裔，出于統(tǒng)治的需要，定當會大肆宣傳。這也可反證王氏不是高句麗后裔。

　　最后，整個統(tǒng)治區(qū)域不一樣，雙方?jīng)]有前后相承關系。王氏高麗的統(tǒng)治區(qū)域，包括朝鮮半島其后的政權，統(tǒng)治區(qū)域從來就沒有超過鴨綠江。它的政權、疆域、民族分布區(qū)域均是從南向北發(fā)展。高句麗的發(fā)展卻是相反的方向，它是興起于我國東北地區(qū)，發(fā)展方向是由北向南，向半島發(fā)展。

　　高句麗、王氏高麗混淆的歷史原因

　　人們之所以將王氏高麗錯誤地看作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和我國的史書記載有一定關系。在我國正史中，班固所著《漢書》是第一部記載有關高句麗事跡的史書，而陳壽《三國志》則是第一部為高句麗立傳的史書。至《舊唐書》和《新唐書》，諸史多在《東夷傳》或《蠻夷傳》中為高句麗立傳。應該說，這些史書盡管在具體事件的記載上存在一些差誤，但對高句麗的歷史定位是準確的，只是到了宋代之后史書的記載開始出現(xiàn)了偏差。

　　綜觀史書記載，《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將高句麗寫入王氏高麗傳的，《宋史》則是王氏繼承高句麗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這三部史書的記載直接影響到了以后的幾部史書。

　　《宋史》為元人脫脫等撰寫，書中為高麗傳單列一卷，由內(nèi)容上看，《宋史·高麗傳》在前面綜合了新、舊五代史的記述，并在此基礎上把兩書作者沒有明確的王氏高麗和高句麗之間的關系，直接明確表述為王氏繼承了高句麗，使二者變成了前后相接的繼承關系?！哆|史》、《金史》也為元人脫脫等撰寫，其中存在類似的錯誤也就不足為奇了。

　　之后的史書基本上沿襲了這些錯誤記述，《明史》對明王朝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不僅承襲了上述錯誤，而且為李氏朝鮮政權的沿革作出了一個完整但是錯誤的交代：箕子朝鮮—衛(wèi)氏朝鮮—漢四郡—高句麗—東徙復國—王氏高麗—李成桂改號前的高麗—李氏朝鮮，將屬于我國歷史的箕子朝鮮、衛(wèi)氏朝鮮、漢四郡、高句麗都納入到了朝鮮史中。

　　我國史書出現(xiàn)上述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戰(zhàn)亂導致的文獻失散及王氏高麗的誤導是其主要原因。王氏高麗向宋朝奉上了一個將王氏高麗和高句麗連接起來的“高麗世次”。宋人對王氏高麗和高句麗的認識已經(jīng)很模糊，而王氏高麗所呈現(xiàn)的“高麗世次”又進一步起到了誤導作用，以致我國史書記載出現(xiàn)了明顯錯誤。其結(jié)果不僅“高麗”這一我國古代邊疆民族使用的稱號，為源出于三韓的新羅的繼承者王氏政權冒名頂替，而且作為王氏政權繼承者的李朝，又將箕子朝鮮所用的“朝鮮”戴在了自己的頭上。由此也造成今人在認識我國古代東北地區(qū)邊疆政權沿革狀況方面，出現(xiàn)了許多混亂和錯誤的看法。

　　(作者簡介：李大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國家與疆域理論研究室主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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