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世紀，是日本全面吸收唐文化的時期，多次派遣唐使來中國，社會各方面無不充滿著濃郁的唐風。日本正倉院收藏有眾多唐代以來延續(xù)至今且流傳有序的珍貴寶物,堪稱“唐代文物的地上寶庫”。在作為貿易登陸地的日本福岡縣和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平城京（今奈良）和京都多處遺址中出土了數十件中國唐三彩和絞胎陶器。遺址性質多為都城官衙、寺院和祭祀址，說明器物的使用等級較高。器物類型陶枕數量居首位，兼有盤、碗、盒、硯臺、傭等。8世紀日本在陶瓷方面對于中國的模仿最好的當屬平城京周邊為仿制唐三彩應運而生的奈良三彩。雖與唐三彩在胎質、釉色和施釉技法上均有區(qū)別，但奈良三彩作為最初成功模仿中國的陶器在日本本土也得到珍視。因日本奈良縣東大寺的正倉院藏有57件日本國產三彩釉陶器，故奈良三彩又被稱作“正倉院三彩”。

　　日本九州福岡縣的鴻臚館于奈良到平安時代作為古代外交迎賓館以接納來自新羅、唐和日本使節(jié)及無數的僧侶、客商?；蛟S正是這一性質致使此處出土有中國及朝鮮半島的不同品種陶瓷器。8世紀后期到11世紀中期（約同中國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四個世紀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發(fā)達的九州和近畿（平安京）地區(qū)出土了中國越窯系青瓷、邢窯、定窯的白瓷以及磁州窯白釉黑彩瓷、景德鎮(zhèn)青白瓷和福建的天目茶碗等。作為日本綠釉瓷生產中心的猿投窯在10世紀生產的綠釉陶器，其器形和品種被廣泛認為是受到了中國越窯青瓷的影響。不管是施釉還是無釉，許多罐、瓶、碗、缽等與越窯器形均保持一致，且兼刻越窯同元素的暗花花紋。尤其是以當地的陶器生產技術模仿來自中國越窯的玉璧底，更反映著中國瓷器在日本的影響。

　　與此同時越窯制瓷技術也于唐代傳入朝鮮半島，時任青海鎮(zhèn)大使的張保皋從中國浙江地區(qū)將越窯制瓷匠人掠入朝鮮半島，約于9世紀末朝鮮半島開始生產的高麗青瓷帶有濃重的越窯青瓷特點，朝鮮半島西南海岸發(fā)現的玉璧底青瓷碗，在器形、燒造方法和匣缽上都與越窯系玉璧底青瓷碗極為相似，肉眼很難辨認。所以，我們既可以說高麗青瓷是越窯瓷器移地生產的結果，也可以歸入越窯系?；蛟S是因為越窯制瓷技術的直接傳入，朝鮮半島生產的玉璧底系青瓷區(qū)別于日本猿投窯對于越窯系青瓷器物外形的間接模仿，胎土、釉料、釉色等方面均與中國越窯系青瓷更為接近，學術界稱這種高麗青瓷為素青瓷。

　　自此開始，高麗的青瓷器技術不斷進步，在越窯技術的基礎上開始模仿耀州窯、汝窯等同時期中國名窯場的技術和器物造型，不僅模仿越窯秘色燒造了“高麗翡色”、以汝窯為原本生產出了獅子型蓋的青瓷香爐等名品，還受珍珠地劃花技術等的影響獨創(chuàng)出了鑲嵌青瓷，成為高麗青瓷的特色之一。到南宋時期“高麗秘色”青瓷被稱為天下第一。

　　12世紀早期日本九州的貿易港口眾多，太宰府、平安京等地也出土有中國南方白瓷、景德鎮(zhèn)青白瓷、定窯白瓷、磁州窯白釉黑瓷、耀州窯（或為廣西西村窯）、福建黑釉盞等。12世紀中期至14世紀則有龍泉窯及同安窯系青瓷、福建黑釉盞出土。龍泉窯此時的出土情況呈現數量大、范圍廣的特點，占所出土中國陶瓷器總數的50%。

　　同時入南宋求法的日本高僧究其佛法之余亦學習了中國種茶、制茶的技術及茶宴禮儀，歸國后在日本廣泛傳播，致日本在茶具、茶道等茶文化方面都有較大改進。日本鐮倉時代禪僧入宋修行時由中國浙江天目山一帶寺院帶回的一類黑釉瓷茶盞在日本此后的茶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傳世宋代建盞名品曜變中前三甲和最好的油滴名品全藏于日本，毫無疑問這是日本學習宋代茶道的結果。受此影響，在12世紀末，日本瀨戶窯繼承了猿投窯灰釉技術，經過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時代逐漸成為日本生產最上乘陶瓷器的產地，可以模仿中國龍泉窯青瓷、景德鎮(zhèn)青白瓷、福建青瓷、白瓷和黑釉瓷，產品在日本全境流通。被尊為日本“陶祖”之稱的加藤四郎左衛(wèi)門景正，在中國習得黑釉瓷制作技術歸國后成功燒制出“瀨戶天目”，便是模仿了中國茶洋窯、建窯等天目盞的造型及胎釉紋飾。

　　無獨有偶，12世紀中期至13世紀后期（約為南宋至金代），通過使臣、僧侶、商人交流的中國景德鎮(zhèn)青白瓷、建窯黑釉瓷、定窯白瓷在朝鮮半島亦偶有出土。朝鮮半島此時較之日本不同，出土的中國陶瓷器中鮮少有青瓷，或許因為朝鮮半島生產的高麗青瓷正處于發(fā)展的全盛期，足夠滿足內需。

　　朝鮮半島生產的高麗青瓷經過早期模仿中國南北方窯口產品后又發(fā)展出高麗青瓷獨有的鑲嵌青瓷、青瓷銅畫、鐵花青瓷、畫金青瓷等品種，且器形之繁多較中國瓷器有過之無不及，于12世紀中期到13世紀前半期達到空前全盛。

　　反觀高麗青瓷在中國境內的墓葬、城址、沉船、窖藏中均有發(fā)現，出土的器物時間從12世紀早、中期一直跨越至15世紀，產品類型從高麗青瓷發(fā)展之初的素面青瓷到高峰期的鑲嵌青瓷再到沒落期粉青砂器皆有之。出土地點遍布全國，南方的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南宋宮殿、寺院遺址、使館遺址，北方的內蒙古、吉林、遼寧、北京、山東等地的遺址以及遼、金、元代墓葬中都有高麗青瓷的身影，流入中國的高麗瓷器使用人群以王室、貴族及高階層人士為主。

　　在浙江杭州的原南宋皇城遺址以及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中都出土有高麗青瓷，刻有“貴妃”等銘文字樣，且作為用于“燕禮之飲”的器具有相關文獻記載。高麗青瓷已經以朝貢的方式進入到南宋宮廷瓷器的使用體系中。元代時高麗曾進獻描金瓷器，元世祖下令不要再用金在瓷器上作畫，但1297年成宗在位時高麗卻依然進貢了描金瓷器，從中可以看出它備受偏愛。

　　不僅素面青瓷在早期文獻中受到充分的贊譽，此時期的高麗鑲嵌青瓷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產品更是流向中國和日本。1975年在韓國木浦新安海域發(fā)現了一艘約為1323年的元代最先進的遠洋航船，它是當時亞洲發(fā)現的最大的一條古代沉船。此船是由中國慶元（現寧波）港啟航，前往日本博多港，途徑朝鮮半島時因天氣原因沉沒在今韓國新安海域。這一發(fā)現在當時引發(fā)了極大轟動。韓國自1976年到1984年對其先后進行了10次發(fā)掘，出水文物全面為我們揭示了元代航海貿易航線、貿易商品種類和規(guī)模。從側面也印證了此時期這三個地區(qū)間貿易之龐大，交流之緊密。船上裝載最大宗的貨物當屬中國龍泉窯青瓷，達數萬件。沉船出水的瓷器種類通過與同時期繪畫中的器物比對，充分驗證了其使用時代和使用場景。此船的發(fā)現揭示出日本市場對于中國陶瓷產品的選好，且值得關注的是，船內同時發(fā)現有7件高麗青瓷，充分肯定了高麗青瓷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

　　從獨領風騷到交相輝映

　　繼青瓷輸入朝鮮半島并開始生產，使中國的瓷器走向世界之后，又過去500余年，明代時中國的青花瓷器和生產技術也一同流入朝鮮。此時朝鮮為生產青花瓷器不僅在中國購買中國從波斯進口的“回青”，而且模仿中國使用土青，開始了對中國青花瓷的模仿。16世紀日本制陶者伊藤五良大輔隨使節(jié)至中國景德鎮(zhèn)學習瓷器制作技術，歸國后在日本開窯制瓷，稱“伊萬里窯”。17世紀初期，朝鮮陶瓷匠人李參平在日本泉山發(fā)現了燒制瓷器最為重要的原料——陶石，成功仿制出中國景德鎮(zhèn)青花瓷，被稱為日本最早的瓷器。伊萬里生產的青花瓷早期模仿了朝鮮李朝青花瓷風格，筆調較為粗放。

　　日本和朝鮮半島生產的青花瓷器形、紋飾均受中國陶瓷影響。紋飾多表現自然的花卉、文人高士和佛教道教等元素。雖然其生產的青花瓷也使用了松竹梅和纏枝蓮紋飾，但構圖上與中國略有差異。原料配方上，中國的青花瓷除了使用瓷石，最為關鍵的是加入了高嶺土，且青花釉料的品種也更為多樣，因此在胎質的細膩程度和青花呈現的發(fā)色上也有所不同。

　　同時，日本瀨戶窯對于龍泉窯青瓷的仿造也達到了頂峰。江戶時代中后期，以京都為中心的關西地區(qū)也出現了一批燒造龍泉青瓷的名家，并在日本境內各地推廣制瓷技術。日本佐賀縣鍋島藩也開創(chuàng)了被稱為日本官窯的“鍋島藩窯”，后來還以中國景德鎮(zhèn)燒造的五彩瓷盤為原型，為權貴燒造了五彩瓷盤，該窯場生產的瓷器胎質極為細密，紋飾畫工規(guī)整，與中國景德鎮(zhèn)窯生產的官窯瓷器質感不相上下。其窯爐為龍窯，采用官搭民燒的模式進行，窯主金武氏自稱來自中國江南地區(qū)，本姓武，因為燒造瓷器技術優(yōu)異被賜日本姓。

　　日本伊萬里窯的陶瓷匠人東島德右衛(wèi)門從中國福建泉州學得瓷器彩繪技法，日本陶藝家喜三右衛(wèi)門與其父試燒成功了日本第一件五彩瓷，于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獲藩王賜名“柿右衛(wèi)門”，“柿右衛(wèi)門”后來已成為日本赤繪瓷的代名詞。此時的日本陶瓷窯口也可謂遍地開花。17世紀晚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將其引入歐洲，廣受市場歡迎，同中國瓷器一樣受到德國麥森瓷廠和英國切爾西瓷廠的模仿。日本真正的瓷器制作雖起步較晚，但它吸收了許多中國制瓷技術并迅速發(fā)展，在中國明末清初出口蕭條的時期，日本瓷器代替了中國瓷器并滿足歐洲及其他地區(qū)的需求。自此日本外銷瓷進入輝煌時代，在世界陶瓷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改變了中國瓷器獨領風騷的局面。

　　中國和日本以及朝鮮半島在一千多年里對于古代陶瓷文化的交流從未間斷，且此交流嚴格說來并非中國對后者的單向輸出，從高麗青瓷在中國也有出土可看出陶瓷文化交流是雙向的。

　　故宮研究員王光堯在《對中國古代輸出瓷器的一些認識》一文中提出，古代中外陶瓷技術交流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表現為單純輸出，即上文提到的日本和朝鮮半島境內出土的中國陶瓷器或中國境內出土的高麗青瓷。這一層級因未產生技術層面的交流，所以對輸入地瓷器生產技術的扭轉影響較為有限。第二層級為技術的外傳，如日本奈良三彩對于唐三彩的仿制，瀨戶天目對于中國福建地區(qū)生產的黑釉天目盞的仿制，日本眾窯長期對于中國龍泉窯系青瓷的仿制，伊萬里窯對于中國景德鎮(zhèn)青花瓷的仿制和朝鮮半島高麗青瓷對于中國南北方各窯口的仿制等，均達到了技術層面的傳播與交流。既然為仿制，則說明其技術核心仍然以當地的制瓷技術為依托進行，輸出地的制瓷技術直接傳入的占比較小。第三層級則是以人為媒介的技術交流作為標志的技術輸出。如因為有中國浙江越窯技術純熟人員的直接參與，將越窯青瓷生產技術傳入高麗，才使其相較于同樣仿制越窯青瓷的日本似乎更得真?zhèn)鳎a品面貌與越窯青瓷更為接近。所以技術交流的本質是多國間人群的交流。

　　中國古代瓷器技術交流針對日本與朝鮮半島完成了上述三個層級后使得技術接收地的陶瓷生產如魚得水，甚至產品技術發(fā)展到最后與技術輸出地交相輝映。一方面中國陶瓷影響了日本及朝鮮半島陶瓷文化的產生與發(fā)展，另一方面以陶瓷為媒介的古代物質文化交流置于全球視野來看，三個地區(qū)間的陶瓷生產在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相互滋養(yǎng)、共同發(fā)展，推進了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