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青年時期即以《荷花淀》成名，但并未大紅大紫；中年生病，封筆二十余載；晚年筆耕于“蕓齋”，崇尚“人淡如菊”。青年孫犁和晚年孫犁創(chuàng)作旨趣大有不同，故以“清荷”“淡菊”兩種風格名之。以往研究者更多把目光投向青年孫犁，關注他作品中主題的獨特和敘述的詩意，即“清荷”一面。新世紀以來，孫犁研究明顯發(fā)生兩個轉向，一是更為關注晚年孫犁的“淡菊”風格，二是建構整體孫犁，闡發(fā)兩個階段之間的關系。受各種因素影響，海外對孫犁的評價與國內并不同步。通過對照青年孫犁、晚年孫犁兩個創(chuàng)作階段，可以看出其海外譯介的情況及特點。

　　被廣泛譯介的青年孫犁

　　青年孫犁時期，指孫犁上世紀30年代開始寫作到上世紀60年代初擱筆。這一時期，對孫犁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已經開始。上世紀50年代初，孫犁屬于被重點培養(yǎng)的青年作家。1951年底，孫犁參加了訪問蘇聯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同行者有柳青、魏巍、李季、康濯、徐光耀等，都是文壇青年才俊。作家代表團由馮雪峰任團長，一個多月時間內訪問了莫斯科等地，參加多項文學活動，受到蘇聯作協(xié)熱情招待，擴大了中國作家在蘇聯的影響。孫犁由此走向了“世界”，近距離體驗了蘇俄文學生態(tài)，回國后寫了多篇訪蘇紀實。

　　上世紀50年代，中國積極向海外推介優(yōu)秀文學作品。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佳作，被精心挑選后，成規(guī)模地譯出。1951年，外文局創(chuàng)辦了《中國文學》，以叢刊形式定期出版，有計劃地進行外譯工作，成為展示中國文學的重要窗口。《中國文學作品英譯本索引手冊》（胡志揮編，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很多作品，就來自《中國文學》。孫犁小說頗受《中國文學》關注。1961年，《中國文學》發(fā)表了《鐵木前傳》。1964年，發(fā)表了《孫犁小說選》，收錄《吳召兒》《丈夫》。1966年，發(fā)表了《村歌》。其時，翻譯家戴乃迭正處于活躍期，將多部孫犁作品譯出，推薦給國外讀者。1962年，戴乃迭翻譯了孫犁的《山地回憶》和《蘆花蕩》，發(fā)表于《中國文學》第9期?！讹L云初記》片段發(fā)表于《中國文學》1963年第9期；《光榮》發(fā)表于1965年第10期。由此可見，“青年孫犁”被翻譯推介的頻率很高。

　　這些被選中的孫犁作品，既屬于革命歷史敘事，又具有較高的文學性。孫犁的辨識度在于，他參與了以豪邁、粗獷為美學底色的革命敘事洪流，又具有獨特的個人視角，顯現出柔美、克制的“清荷”風格。在硝煙炮火中，他聞到了荷花淀飄來的陣陣花香。正如《荷花淀》中的經典描寫：“這女人編著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云彩上。她有時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這類在革命歷史題材中獨樹一幟的作品，符合《中國文學》的定位，大概也是孫犁受到遴選者青睞的原因。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海外研究者將孫犁作品劃入抗日小說的范疇，而在這個框架中，孫犁作品的獨特性被忽略，比如美國學者夏志清就沒有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及孫犁及其作品。其對革命作家的態(tài)度，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普實克的批評，后者給予解放區(qū)文學很高評價，認為“發(fā)生在解放區(qū)生活各個方面的種種變遷，也許是中國人民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整體來看，冷戰(zhàn)時期的研究者還未能認識到孫犁作品的獨特價值。

　　有待重新定位的晚年孫犁

　　上世紀70年代末，孫犁重返文壇，出版了《蕓齋小說》及大量散文。晚年孫犁可謂“衰年變法”，知人論世，都與此前的“清荷”風格不同，形成獨立傲岸的“淡菊”風格。如何分辨、統(tǒng)一兩者間的關系，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學者楊聯芬在1998年的論文中，將孫犁定位為“革命作家中的‘多余人’”，不再把孫犁框定在傳統(tǒng)的敘述范疇，而是發(fā)掘他更為獨特的因素。評論家李敬澤2002年的《半個世紀兩個孫犁》，傳達了同樣的研究旨趣。這一時期，孫犁作品的海外譯介情況，亦有變化。

　　上世紀80年代初，孫犁重回出版界視野。1982年，《荷花淀》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孫犁小說選》由《中國文學》雜志社出版。1982年、1983年，《風云初記》的英文、法文版相繼出版。如此看來，孫犁的譯介與寫作產生了一個“滯差”：寫作進入晚年孫犁階段，但譯介出版的作品，仍然是青年孫犁時期的代表作。

　　在研究方面，海外學者對孫犁的特殊性有了新認識。德國漢學家顧彬不再先入為主地劃分作家陣營，對孫犁的評價也隨之面貌一新。顧彬認為，孫犁是“解放區(qū)成長起來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國的偉大敘事者之一”“寫出女性戰(zhàn)友們‘美的心靈’”。

　　稍感遺憾的是，晚年孫犁的作品還較少被翻譯出去。很多海外研究者認為孫犁的創(chuàng)作在上世紀60年代就終結了，這個錯覺也影響了對孫犁的整體判斷。比如Rosemary Maeve Haddond在關于中國“鄉(xiāng)土小說”的博士論文中，專辟了“荷花淀派與孫犁”（Hehuadian school and SunLi）一節(jié)，把孫犁置放于鄉(xiāng)土敘事傳統(tǒng)，仍然沿襲了以前的思路。因此，如何重估“晚年孫犁”的價值，將其推介給世界，形成完整的“孫犁形象”，是一個亟須重視的問題。

　　孫犁青年時，“荷花淀派”與“山藥蛋派”相提并論；孫犁晚年時，曾有“南巴（金）北孫（犁）”的說法，由此可見孫犁的文壇地位。孫犁崇尚淡泊，自甘“邊緣”，但新世紀以來，孫犁研究一直保持著較高熱度，國內平均每年發(fā)表百余篇學術論文。隨著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增強，相信孫犁的“清荷”“淡菊”風格都會得到海外學術界的關注，同放異彩。（作者劉衛(wèi)東，系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