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譽為短篇巧匠、文體名家、多面圣手，從上世紀40年代以詩歌、小說、散文走上文壇，中經(jīng)上世紀50年代的沉寂與厚積，再到晚年憑借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等異軍突起，他成為20世紀中國文壇為數(shù)不多的融匯古典文章與現(xiàn)代技巧、延續(xù)“五四”文脈而藝術常青的作家。汪曾祺作品中既有民族性，又有豐富的世界性因素，隨著中外交流的深入開展，他的作品以獨異的風格引起世界文壇關注，為海外讀者所喜愛。

　　先聞其名，后識其作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海外讀書界就對汪曾祺有所知曉。1973年，旅居美國的華裔中國文學學者許芥昱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國的文藝界》，如實記錄了他回中國拜訪27位作家、音樂家、演員的經(jīng)過。其中一篇《舞臺上不再是帝王將相》，訪談對象是京劇現(xiàn)代戲《沙家浜》劇組的兩位主創(chuàng)人員——汪曾祺和李慕良。這本書成為海外了解中國文藝界動態(tài)的難得資料，也讓外界了解到汪曾祺的編劇工作。

　　1986年11月，50多位外國漢學家和40多位中國作家、評論家在上海金山賓館參加“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史稱“金山會議”。這是一次影響深遠的當代文學會議。汪曾祺在會上與葛浩文、金介甫、李歐梵、陳幼石、顧彬、易德波、秦碧達等國際中國文學研究者愉快交流，擴大了其人其作的海外影響。

　　1987年的美國之行，堪稱汪曾祺國際交往中的“高光時刻”。行前，美國《紐約時報》發(fā)表了中國作家專訪稿，稱汪曾祺為“尋根文學之父”。當期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了27個國家的33名作家，3個月里，汪曾祺除了與寫作計劃主持人聶華苓及其丈夫保羅·安格爾成為朋友，還與各國作家共同寫作、交流、聯(lián)誼、參訪，廣泛接觸美國僑界、報界、漢學界。汪曾祺精湛的廚藝、幽默的談吐、敏捷的才思、率性靈動的書畫小品、隨和而善解人意的交際藝術，使他成為同儕中耀眼的明星。他在愛荷華、芝加哥、耶魯、哈佛、賓夕法尼亞等各大學發(fā)表了《我是一個中國人》《談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我是如何寫作的》等演講，反響強烈。他在寫作計劃期間著手的寫作項目是“聊齋新義”系列，部分篇章首先在美國《華僑日報》《中報》等發(fā)表?！度A僑日報》還轉載了汪曾祺與林斤瀾的一次有關文學社會性與小說技巧的對談。這次美國之行加深了美國乃至海外學界對汪曾祺和他的文學觀的認識。

　　向世界講述高郵故事

　　汪曾祺作品譯介到海外，起始于入選面向海外發(fā)行的《中國文學》及其“熊貓叢書”。1981年，《大淖記事》甫一問世，就被《中國文學》選中翻譯至海外，1984年又入選英文版《當代優(yōu)秀小說選》。1989年和1990年，“熊貓叢書”先后推出法文版、英文版的汪曾祺小說選，作者特意撰寫了前言，即自傳散文《自報家門》。其中英文版題名《晚飯后的故事》，收入《雞鴨名家》《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等13個短篇小說，有10篇以上是以故鄉(xiāng)高郵的舊時生活為題材。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海外譯者開始不斷譯介汪曾祺的短篇小說，尤其是他的高郵題材與一些小小說珍品。在英語世界，1988年，葛浩文翻譯的《陳小手》《尾巴》在美國發(fā)表，后收入《哥倫比亞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品選》《麻雀高聲叫：中國當代小小說選集》等多種重要選集。1991年冬季號《青山評論》（GMR）為“中國寫作”專號，也選登了《陳小手》。1995年，《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由老牌出版社勞特里奇出版，方志華翻譯。該書選入魯迅以降小說家十余人，包括汪曾祺的《受戒》，提供了汪曾祺經(jīng)典代表作的另一個英譯本。

　　在法語世界，1988年法國出版的《重回白晝：中國小說選（1978-1988）》，收入了《晚飯花》，有學者認為該書篇目是“精心選擇的，并且具有無可爭辯的代表性價值”。安妮·居里安翻譯的小說集《歲寒三友》（包括《歲寒三友》《大淖記事》《受戒》），是汪曾祺代表作最重要的法譯本。安妮·居里安是汪曾祺最熟悉的、通常也被認為是對汪曾祺理解最深的法國漢學家。作家布里吉特·杜贊晚近創(chuàng)辦的“當代華文中短篇小說”專題網(wǎng)站，在汪曾祺條目下列有資料豐富的評傳，同時附有中法對照的《羊舍一夕》《尾巴》。

　　在俄羅斯，汪曾祺作品譯介始于1996年格里高利·卡舒巴翻譯的《八月驕陽》。其后則有瑪麗娜·切列夫科、葉卡捷琳娜·扎維多夫斯卡婭、林雅靜等翻譯的《受戒》《大淖記事》《陳小手》《李三》等作品，有的還不止一個譯本。在捷克，1993年漢學家包婕譯介了《黃油烙餅》《受戒》等。在日本，汪曾祺有很多知音，除了上述主要作品，還有《鑒賞家》《李三》《橋邊小說三題》等被譯成日文。汪曾祺小說《小芳》還被編入日本放送大學振興會出版的漢語教材中，無意中感動過不少學習中文的日本讀者。

　　汪曾祺的小說代表作，通過高郵故事表現(xiàn)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觀念、寄寓溫暖的人間情懷，引發(fā)了國際文壇的濃厚興趣，使它們相當程度上成為“世界性文本”。安妮·居里安的法譯本《歲寒三友》問世后，有書評盛贊小說所表現(xiàn)的中國式情感、氣氛，工筆描繪，敘述的簡潔與節(jié)制，想象的豐富以及對中國古典散文傳統(tǒng)的繼承等，較為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讀者喜愛汪曾祺的原因。

　　漸成海外研究熱點

　　1988年，在美國、中國召開的兩次討論會，開啟了海外學者對汪曾祺的專題研究。當年春，在舊金山一次重要的中國當代文學會議上，加拿大漢學家杜邁可在討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小說的沖突時，以汪曾祺作品為例，指出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浪潮之下找到宣泄口這一現(xiàn)象。杜邁可在后來的研究中持續(xù)關注汪曾祺，認為“其作品的推動力，在于對民族命運的憂心”。當年9月，《北京文學》在京召開“汪曾祺作品研討會”，法國的安妮·居里安、瑞典的秦碧達、美國的林培瑞等漢學家參會。該刊稍后辟出“汪曾祺作品研討會專輯”，收錄了安妮·居里安的《筆下浸透了詩意——沈從文的〈邊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記事〉》，標題準確概括了作者對汪曾祺作品的閱讀體驗與判斷，也深得汪本人認同。

　　1992年，赫爾穆特·馬丁與金介甫合作編輯了《現(xiàn)代中國作家自畫像》一書，收錄44位作家?guī)в小白援嬒瘛毙再|的創(chuàng)作談文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洞察了作家的思想”。有書評指出，汪曾祺的《自報家門》是“精心制作的、有啟發(fā)性的”篇章之一。1993年，在英國任教的趙毅衡編了《迷舟：中國前衛(wèi)小說》一書，介紹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的新潮小說，菲利普·威廉姆斯在一篇書評中指出，趙毅衡在背景介紹中忽視了上世紀40年代的汪曾祺。這說明，早在1993年，一些西方學者對青年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已有相當認識。而在中國，汪曾祺的早期創(chuàng)作還要晚幾年才稍稍引起關注，其早期作品的發(fā)掘、編入全集，更遲至汪曾祺逝世20年后。

　　中國批評家的論述在海外發(fā)表，也影響了世界范圍內的汪曾祺研究。1993年，李陀的《現(xiàn)代漢語的新活力》被收入奧爾胡斯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文學文化中的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一書。李陀指出，汪曾祺等作家開啟了對漢語美感與特質的探索，汪有意識地重建與古典和白話傳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是抵制過度西化的范例。1995年，錢理群的《1940年代以來中國的小說理論概觀》譯文在美國《現(xiàn)代中國文學》雜志發(fā)表，高度評價了汪曾祺寫于1947年的論文《短篇小說的本質》。

　　汪曾祺有句流傳很廣的玩笑話，是對自己的晚輩說的：“你們都對我好點啊，我以后可是要進文學史的！”他不僅進入了中國的各類現(xiàn)當代文學史，還是海外中國文學史中的“?？汀?。2001年，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出版，認為“沈從文和其弟子汪曾祺可以被稱為現(xiàn)代漢語的文體大師。吊詭的是，雖然二人并沒有回避外來的借詞或者句法結構，但是它們在現(xiàn)代散文中成功地傳遞了一種古典的審美感受性”。這與汪曾祺本人對自己“文體家”的定位相一致。2005年，德國顧彬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出版，談到民族歷史記憶的文學表現(xiàn)時，舉“富有天分的小說家”汪曾祺為例：“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說是《受戒》（1980），反映了他對美和天然的審美觀點。這里不是一位知識分子在對國家和人民作一個（道德）評判，這里是某個人，某個覺得和江蘇的故鄉(xiāng)民間文化緊緊相聯(lián)的人，在描繪像你和我一樣的普通人……”顧彬認為，汪曾祺“描述了一個永恒的、如樂園般的世界”，這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壇是不多見的。2010年出版的美國《劍橋中國文學史》（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里，在奚密撰稿的“1937-1949年的中國文學”一章中，把研究的觸角伸向了汪曾祺上世紀40年代的作品《復仇》：“《復仇》的文字既口語又抒情，既意象化又簡潔……這個關于化解和超越的故事充滿了佛道哲思?！?/p>

　　汪曾祺自述詩中有一句“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他的文學情懷，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滋養(yǎng)的結果，也是世界讀者都能感知的一種普遍情懷。2003年，日本學者德間佳信在致汪曾祺研究會的信中談及，是汪曾祺的作品使他走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之路，“我認為汪先生是中國本世紀屈指可數(shù)的偉大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在的國家為之感動。他的作品不靠什么支配性的文藝理論，荒唐的情節(jié)等，而是文學本身的力量創(chuàng)造出充滿了象征、美麗的世界，所以，我很尊重汪先生?！边@代表了海外學者與讀者的共同心聲。徐 強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